二、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成熟
汉代的政治体制，在因袭秦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从而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更臻完善。
汉代进一步从法律上、制度上巩固了封建制度。为了维护皇帝的至尊地位，规定：“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蔡邕：《独断》，《汉魏丛书》本卷上）。与此相连，皇帝的亲属也有尊号。如，皇帝的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妻子称皇后，儿子称皇太子、皇子，女儿称公主，孙子称皇孙。这些尊号的制定，从制度上同时也从文化心理上强化了皇权。
与维护一人独尊的皇帝制度相应，汉代统治者加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的建设。汉代的中央行政体制，大体沿袭秦代，但充实了新的内容。总的说来，它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所有官吏，概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
汉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国制。一方面，是实行封建诸侯的封国制。汉初君主认为，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可以使二者互相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实施的结果，与预期目的截然相反。诸侯王依仗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与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威胁到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之谋，便是典型的表现。因此，刘汉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封国势力的措施。七国之乱后，景帝剥夺了诸侯王的行政权力，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治理诸封国。《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时，实行“推恩令”，诸侯所属的一切官吏，都不得自行委派：又设立阿党附益之法，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的权限。至此，诸侯王虽有王国之名，但实际上只能衣食租税而已，实际建制与郡县无异。
在地方政权的郡县建制中，郡的长官是郡守（后称太守）。西汉时，郡守（或太守，下同）掌管行政事务，设都尉掌管军事，辅佐郡守治理郡务。郡守下设郡丞、长史，由中央政府委派，其他低级幕僚由郡守委派。郡下设县，县的长官称为县令或县长，并设县丞、县尉辅佐其治理政务。这些官吏，郡守无权委派，而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
县之下是乡、里、什、伍组织。乡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里是民户聚居之地。乡有三老、孝悌、力田，皆掌教化，即负有社会教育的责任。乡、里都有上级委派的长官。里之下，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互相检查监督。
与行政体制的完善相辅而行，汉统治者建立了司法和监察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人认为，汉代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时期。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局面，以及以儒学为官方思想的方针，使儒学经义渗透到法典之中，造成了经律并称，经律互用，特别是据经解律，引经决狱的现象，使律学随着经学的发展而空前兴盛。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汉代法律的中心内容和最高宗旨，便是维护君权。皇帝握有最高的司法权，全国重大案件和疑狱，均需奏请皇帝裁决。法律绝对禁止并严惩损害皇权的言行和思想。对皇帝的不忠、不敬，都属严重罪行。汉代法律和案例中，有“非议诏书罪”、“毁先帝”罪、“大不敬”罪、“腹非”罪，等等。为了使君主专制长治久安，汉代皇帝令大臣制定了一些成文的法律。例如，《九章律》（刑律，丞相萧何修订），《傍章律》（有关朝仪的专律，儒生叔孙通制定），《越宫律》（关于宫廷警卫的专律，张汤制定）等，统称“汉律”。但是，较之成文法，皇帝的诏令是更具权威的法律，如成文法与诏令有抵触，则以诏令为准。《汉书·杜周传》记载，有人指责廷尉（管刑狱，最高司法官）杜周“不循三尺法”断狱，而专以皇帝意旨行事时，杜周回答道：“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充分反映了汉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意志即是法律，皇帝意志高于法律的人治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下，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个人独裁特征。这种一方面以成文法颁行天下，贯彻封建国家意志，使臣民有所遵守；一方面又以皇帝诏令取代、等同甚而超越成文法的司法体制，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楷模，对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汉代统治者还设立了独立的监察系统。汉初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隶属少府之下。它在法定的官僚系统中虽然地位不高，但由于它设在皇宫内，接近皇帝，故仍受到重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49位丞相中，由御史大夫升任的就占了23位。东汉时，御史台逐渐脱离少府，发展成独立的监察机构，地位亦大为提高。汉代监察机关的重点是监察地方官吏。汉武帝为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健全监察机构，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监察强宗豪右和郡国守、相。在各郡设督邮，分部监察郡内各县。监察系统的建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僚系统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为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这种监察制度，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在完善行政体制的同时，汉代统治者又努力健全官僚制度，从而在官吏选拔制度方面，为行政体制的巩固提供了保障，并开辟了广阔的官吏来源。
汉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是察举和征辟，此外还有郎选、贡举、特召、射策和对策。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方式。它由地方长官根据统治者的价值标准，考察其辖区内的人才，推荐给中央政府选用，故又称荐举。征辟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征，即征召，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担任职务。辟，即辟举，是由各级官吏征聘属吏，然后向朝廷举荐。
察举与征辟的思想原则是儒家价值观，其参照点是乡里舆论。它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从前以军功入仕为主体的官吏选拔制度，适应了和平发展时期的形势，从制度上为儒家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提供了条件，为知识分子参政开启了方便之门。无庸讳言，察举和征辟的选官方式，是以长官意志为中心的，是“人治”的表现。它以道德修养和乡里舆论为根据，则大大增强了这种选官制度的伦理色彩，并迫使欲入仕途的人迎合世俗舆论的要求。这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对民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起了消极作用。
汉代还建立了对官吏的考绩（又称考课）制度。对官吏的考绩自上而下，逐级进行。考核次数，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为了表示公正无私，考绩采取公开评议的形式进行。然后，根据政绩决定其升降，反对“累月以职贵，积久以致官”（《汉书·平帝纪》）。同时，又着重综合考察，不以一时一事定终身。因此，汉代官僚系统能新陈代谢，体现了冉冉上升中的炎汉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勃勃生机。
汉代官僚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致仕，即今所谓退休。汉代政府规定，官吏70岁须致仕。如不到70岁，身患疾病者，亦可致仕。致仕多由本人提出申请。官吏致仕，皇帝视其官位高低、政绩大小，给以不同礼遇。
汉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形成了官场上年老告退的风气，使各级官吏不断更新、朝气增加，暮气减少，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种致仕制度，亦为后世所继承。
上述汉代行政体制和官僚制度的建立及完善，不仅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且，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来说，确是起到了创制建国的楷模作用。它垂范后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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