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君主专制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完成
正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定型一样，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成熟并定型于汉代。
西汉王朝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汉高祖立国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41年）共62年，为前期；从汉武帝建元元年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共92年，为中期；从汉元帝初元元年至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前48年至公元8年），为后期。
在前期，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方针，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景象。与此同时，却也出现了豪强富商兼并土地、地方王侯割据叛乱的情况。在中期，统治者凭借前期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统一的局面，实行“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有为政治，外拓疆土，内削封国，打击豪强，统一货币，盐铁专卖，推尊儒术，统制思想，从而造成了空前统一的局面，出现了空前宏富的文化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历史时期。但在武帝晚年，由于连年穷兵黩武而出现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窘况，故后来虽有“昭宣中兴”，但汉代国力已由盛转衰。在后期，统治者推行所谓纯儒学，中央权力衰落，豪强权贵为所欲为，富商大贾重利盘剥，社会危机深重。史书所谓“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汉书·佞幸列传》），便是明证。
与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相应，西汉学术思想的主流，也有三次转变。前期奉行黄老道家学说；中期采用王霸杂用、阳儒阴法的方针，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进程；后期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推行纯儒学。
西汉学术思想主流的这三次转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政治领导艺术有重大关系。
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指导思想，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学术思想便是政治纲领。这种情况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1）学术思想具有政治色彩和治国功能；（2）统治者用学术指导政治。这两方面的意义，昭示了一个道理：西汉政府是用学术指导建国的文治政府。
如前所述，从战国中期开始，寻求思想统一的潮流已开始涌动⑦，但由于军事统一的大业尚未完成，故这股潮流在当时中国社会统一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股潜流而已。
从秦汉之际的历史趋势考察，从思想统一的逻辑进程审视，真正为汉代大一统思想体制的建构提供了全面启示的，首推《吕氏春秋》。该书不仅第一次明确地将天、地、人综合为一，欲图建立一个有着外在的自然构架的理论体系，而且第一次在一个思想体系内，兼容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这两方面，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有的学者认为，“《吕氏春秋》应当算作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部最完整的治国法典”⑧。我认为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同时，我觉得，《吕氏春秋》对汉代君主专制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贡献，主要在于它虽然兼容各家，却未突出重心；虽未以儒为主，但却重视了儒学的社会功能。而这，刚好从反面昭示了新的思想体系的选择点和建构原则。它为后来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料。
汉代开国以后，统治者以秦亡为鉴，努力探求建构一个全新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图长治久安。从汉初到景帝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两手方针。一方面，从恢复社会经济、安定民心、以求本固邦宁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汉代皇帝奉行黄老道家思想，与民休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在积极探求新的统治思想，逐渐认识并接受了以陆贾、贾谊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治国主张，即承认攻守异势，要文武之道合用，王霸之法兼综。经过七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以及思想家们的理性探讨，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守成作用，而于武帝时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方针，从而确立了以儒为主、综合诸家的新的思想体制。
在新的思想体制确立之前，作为思想发展的一股回流，《淮南子》曾力倡以道为主、统合诸家的学说。它的基本纲领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刑而施宜，……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淮南子·要略训》）。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调，以“道”为最高范畴，承汉初黄老道家思想之余绪，以因应为主。它虽讲论道德，包容仁义，但“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其大较归于之道”（《淮南子·高诱叙目》）。这种因应无为的思想，显然既不合积极有为、欲加强中央集权力量的汉武帝的口味，又违背了统一思想、建立刚健有为的思想体制的历史潮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冷落。但是，作为在新条件下治国方略的一种摸索，《淮南子》自有其贡献。这贡献在于：第一，它兼容各家而有所侧重，企图以道为主统合各家；第二，它虽崇尚道家，但并不否认儒家道德仁义的功用。这在客观上为新型思想体制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参照点。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着思想发展上的逻辑一致性，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相似之处。它们对后来董仲舒完成大一统的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就积极方面而言，主要有三：一是两书都将天地人视为一体，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审人事，以此确定人在宇宙间的位置和作用，视人为万物之长；二是两书都以阴阳五行为其理论架构；三是两书都讲天人感应。这些，都为董仲舒所吸收、继承，并进一步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就消极方面而言，两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给董仲舒以思想启迪⑨。如前所述，《吕氏春秋》诸家杂糅，不知所重，从反而启示后人，诸种学说综合一体时，必须有一个具有引领路向的思想主体；而它对儒学社会政治功能的揭示，则给董仲舒以深化的可能。《淮南子》以道为主，统合诸家学说的尝试，从正面揭示了大一统思想体制应有一强有力的思想主导力量；它片面强调道家的因应作用，则又昭示了儒学的积极能动的功能。这些，都被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积极的态度，加以扬弃，从而熔铸出了新的思想体系。
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根据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需求，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建立起了以儒学为主体，以阴阳五行理论为骨架，天地人相参，统合先秦和汉兴以来诸种学说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
由上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都确立并成熟于西汉中期。这个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制度文化的建构，是古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情感纽带、以天下一统为终极政治关怀的农业文明成熟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标志。
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和思想三个结构层次。其中，制度文化的建设，是物质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的社会前提；而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定型，又必将大力促进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从文化模式的建构层面考察，作为文化中层结构的制度文化，它的成熟，正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成熟的重要标志。有了制度文化的成熟，才有社会稳定、政策连续的可能，才有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这些，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来看，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再考诸前述西汉制度文化建设的史实，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成熟，是在西汉中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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