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史书
实录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介乎于记注与撰述之间的供正式修史用的长编，即资料性质的书。如前所说，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如此，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史书。
唐文宗时，史官陈夷行由洛阳召往长安，参加重修宪宗等三朝实录，刘禹锡写诗作贺：“蝉鸣官树引行车，言自成周赴玉除。远取南阳贵公子，重修东观帝王书。”（12）此处所说的“帝王书”，是唐代人对实录的认识，也正是关于实录性质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说实录是“帝王书”，这要从实录的体例、作用来认识。
唐代实录的体例是以一朝帝王行事为中心，以名臣显爵为纬线，网织一朝军政大事。这种体例实际上是对一个帝王在位期间所作的总结，君主为核心，臣僚为辅弼，俨然是朝政实录。它是执政君主的现实写照，又是后代君主的历史借鉴。实录修于当朝，可以明君主政事的得失；嗣君续定，是对先主的盖棺论定，它相当于上古的“谥法”，或者说是谥号所由的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唐代在一般情况下，即位的君主在任职期间就开始修实录。如唐太宗时修成《今上实录》、武则天时修成《圣毋神皇实录》、唐玄宗时修成《开元实录》，唐德宗时修成《建中实录》等等，并不是“从唐设史馆开始，每一新君继位后，都要诏令史官们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书，重新加以汇总。”修成实录。（13）而唐代君主去世之后，实录也要作为陪葬品，放入梓宫。如“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吴）兢驰驿取进梓宫。”（14）
实录作为“帝王书”的性质，还可以从实录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封建统治者对它的重视中进一步得到认识。
唐太宗贞观年间，房玄龄、许敬宗等把所删国史之本，称为实录，这并不是房，许等人的首创。实录这种体例的史书在南北朝时期即已产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皇帝实录》，它是我国最早关于实录的记载，说明萧梁时已撰修实录。后周时“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即佐郎之职，皆掌缀国录”。（15）此处所说“国录”，应即为国史、实录的简称。可惜，后周国运短促，且政局动荡，有关其撰修实录的情况未见诸流传。南北朝时期修撰实录的情况及其实录体例，今已不可考，但唐代对其时的实录修撰是清楚的，唐太宗之所以要求修实录，这当是对前代实录的借鉴。
作为“帝王之书”的实录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起居注体的所谓“内史”，它有别于当时官修的《东观汉纪》等“外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朝庭政务的日益繁杂，皇帝权力的逐渐加强，过去仅记帝王“日用动静之节”（16）的起居注，已不足以书示一朝帝王的政事，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朝帝王执政的面貌，从而使封建统治者不能及时地总结一朝政事中的得失经验，并对一朝君臣贤善与否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就需要有新的体裁的“内史”出现，这样作为“帝王之书”的实录就应运而生。修撰实录在主观上符合封建帝王为使自己朝政之事载于史册，借鉴嗣君，传流千古的愿望；在客观上又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以此来约束君主行事的一种作用有限的手段，以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的目的，所以南北朝时产生的实录，就为后世所继承。
唐太宗是历史上著名的锐意经史的封建君主，他十分强调借鉴历史经验，把“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17）放在个人行事的首位。他十分留意史籍的修撰，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贞观年间开始了大规模的撰修前代史和当代史的工作。在这样一位深知修史政治作用的敏锐的封建君主眼里，实录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不引起重视。唐太宗对所修成的第一部实录曾详细的阅读，并对所记玄武门之变事提出了具体意见，“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18）唐太宗在唐代是被公认的楷模君主，他对实录的态度，就对继后的各朝君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太宗以后，历朝皇帝都把修撰实录作为封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而唐代开创的修撰实录的传统，被以后各代所继承，并有了新的发展。
唐代自修第一部实录起，就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因为作为“帝王之书”的实录，它的记述直接关系到对帝王的褒贬，关系到重要臣僚以何种面目作为左右载入帝王的史册。在封建政治家看来，伴随君主，书之史册，重示后代，是关系到列祖列宗、子孙后世的大事，其意义甚至超过个人的生命。所以，有唐一代，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往往把修实录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修撰实录的问题上掀起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如唐中叶起，牛、李党争日趋激化，唐文宗大和年间修撰《宪宗实录》的李汉等俱为牛党之人，借修实录对李党肆行攻击，李汉“预修《宪宗实录》，尤为李德裕所憎。”（19）文宗薨后，武宗即位，李党得势，原史官俱被黜逐，并立即重修《宪宗实录》。（20）唐宣宗即位后，李党又遭贬斥，宣宗大中二年（848），敕令仍用文宗时的旧本，武宗时所修的实录严禁行用。（21）修撰《宪宗实录》的斗争只是有唐一代修撰实录斗争中的典型例证之一，而唐代每朝实录主要在政治斗争的影响下，几乎都曾经过反复改撰。从所记载的唐代十分激烈的修撰实录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分析，如果说修实录仅是为修国史作准备，实录是国史的长编，这种斗争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国史才是定本，斗争的焦点应在修国史阶段。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又从一方面说明，实录是正式撰述的“帝王之书”。
实录这种“帝王之书”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与国史的不同：实录是对一朝皇帝政事的总结，意在弘扬帝德，取法嗣君，作为君主治政的借鉴；国史，顾名思义是一国之史，意在记一国君臣之善恶，国政之损益，褒贬得失，教训世人。实录记事面窄，仅一朝军政要事；国史记事面宽，记帝王、大臣，还记少数民族，还有志书等，（22）反映一国之主要面貌。实录记事起止以一朝为断限；国史记事以国运为限，反复续修，混成各朝。实录修撰需帝王诏准；国史则史馆修定。实录秘重，主要供封建帝王阅读，如唐宪宗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就问大臣为什么。（23）或只许可三品以上官吏于馆阁抄写；国史则流传较广，允许大臣家藏。（24）所以，安史乱后，肃宗还京，以超授官资为赏，购求实录、国史，数月之内得国史一百十三卷，而无一卷实录。（2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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