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录到底是什么体裁的史书
实录是编年体，这是目前所有史学史著作中一致公认的。但笔者以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仍需探讨。现今唐代实录虽已大半散佚，但《韩昌黎集》中仍收有《顺宗实录》，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考异》也收有不少唐代实录的片断。笔者曾将《通鉴考异》中的唐代实录全部钩辑，再对照韩本《顺宗实录》，已经大体知道，唐代实录的体裁是按年、月、日编排君主的行事，一朝重臣显贵则于亡卒或诏令平反、放逐之日下附其传记，这些传记首尾完具，自成一格。如《唐高祖实录》有林士弘传，建成、元吉传，《唐太宗实录》有李靖传，《唐肃宗实录》有安禄山传，《唐顺宗实录》有张荐传、令狐恒传、张万福传、陆贽传、王叔文王伾传、阳城传、韦执谊传等等。如果说实录是编年体的话，它应该以时间为本位，严格按年月日顺序记事，大臣行事也应以年系事。而不应有打破时间限制，叙个人一生行事的完整的传记夹杂其间。因此，可以说，实录并非编年体。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对实录究属何种体裁认识就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把实录、起居注别出一门，未入编年，可知欧阳修、宋祁并不认为实录是编年体。只是自《宋史·艺文志》列实录为编年体后，后继书志才大率相沿。
宋代的王应麟曾认为，实录是“杂取编年纪传之法为之。”（26）笔者认为王氏的说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唐代实录在宋时尚存，王氏应看过大量的唐代实录，他对唐代实录体裁的认识，决非皮相之谈。即如现看到的唐代实录，确是有编年之形，又具纪传之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论编年、纪传，“编年者历帝王之岁，犹春秋之经；列传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27）唐代实录的体裁正是以经系传，以经含传。
唐代实录的特殊体裁是由它作为“帝王之书”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一朝“帝王书”，当然要以皇帝为主线，详载帝王动静之节。要事实分明，须以年月编排。但一朝繁杂之政事，决非皇帝一人事可包容，因此，叙至大贤巨慝，须铺叙其终始，以使朝政之原委更为清晰，帝王行事更为具体生动。这样政事之得失方可明瞭。由于实录的特殊性质，就形成了兼采编年，纪传之长的新的特殊的史书体裁。
四、实录修撰与修史体制变化的关系
修实录与修史体制的变化有无联系，这是前人未曾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修史制度从南北朝以来逐步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若干史学著作在提到这种变化时，只是简单的归结于社会的发展，或者认为是官修正史的需要，抽象的社会发展说，并不能解释此时为什么会发生修史体制的变化。至于说官修正史，官修正史在汉朝即已成为传统。如东汉时即禁止私撰国史，班固续其文所修《史记后传》就被人告发下狱，他所著的《汉书》就是奉诏所成。汉明帝时修成的《东观汉纪》，也是官修的本朝纪传体正史。由此可见上述说法都未能切中肯綮。
中国修史机构的变化，肇始于后周。从后周起，除设起居之职，又设著作郎，“起居、著作之职自此分矣。”（28）
应该看到，任何时候、任何机构的设置和变化，都是执行某种任务的结果。后周时之所以要分起居、著作，这应是著作郎“掌缀国录”，当时已开始修撰实录的需要。因为实录不同于起居注，也不同于一般的国史，它是帝王之书，记载了一朝的军政大事，是当时国家最切近、最机密的官修史书，所以要分设专职承担此事。唐朝建立以后，继承了后周的修史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29）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30）这种修史体制的重要特点就是修前代史与当代史分途。它反映了唐朝封建统治者更加注意当代史的修撰。如前所说，唐史馆建立后，首先开始修国史，以后实录、国史并修。但是，从唐高宗起，史馆中修撰实录已成为首要任务。唐玄宗时，甚至允许国史在史馆外修撰。如令吴兢在集贤院完成《唐书》，令张说在家修史。（31）安史之乱后，史馆中修撰国史更少见子史籍记载。随着这种变化，唐代史馆机构也相应的调整。
唐太宗时史馆初设，史官无定员，“以他官兼领。”（32）虽然有鉴于“史氏之职，肇于上世，所以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著为典式，垂之后裔，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故其司笔削之任，慎良直之选，历代审官，莫斯为重”，（33）选择史官十分慎重。但官吏以史职为清流美职，“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近代趋兢之士，尤喜居于史馆”。（34）史馆官员十分混杂，显然不能适应已经正式开始的修撰实录的需要。所以在唐高宗时对参预修史者，严加甄别。“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今以后，宜令所司于史官中简择堪修人，录名以内。自余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及行用国史等事。”（35）这样史馆官员已趋于定职。唐玄开宗元二十五年（737），更令移史馆于中书省北， 以切近枢密，秘重其事。从唐玄宗以后，史馆有了定制，史官人选也更为严格，若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蒋七自河南府五屋县任史馆修撰，“德宗秘重其职制，未下前召见于延英殿，方命官。”
从上面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史馆机构的日益完善，史馆在中央机构中日渐秘重，史官选任逐渐严格，与实录修撰的发展是同步的。未正式修实录，史馆任员混杂；正式修实录，史官经过挑选，职责分明；修实录重于修国史，史馆移近枢密之地，史馆定编，史官人选常要经皇帝审定。从这种同步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实录修撰与修史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唐代修实录不是为修国史作准备，唐代实录也不是所谓的国史长编，它是撰述性的“帝王之书”。唐代实录不是编年体，它是杂取编年、纪传之法的特殊的史书体裁。唐代修实录是对南北朝时修实录的继承。南北朝时修史体制发生变化，是产生实录后的需要。而唐代修实录的发展，使修史体制进一步完善。唐代形成的修撰实录的传统，唐代形成的修史体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唐代修撰实录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初稿于陕西师大
一九八五年定稿于扬州师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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