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尔特说：“历史主要是研究人的，但是在人的生活中，并不是一切事物都对历史具有同样意义。……只有价值联系才使我们重视此一事件而忽视彼一事件……假使没有这种价值联系，那么我们对人类历史生活中的个别差别，将象对海上的波浪或风中的树叶那样漠不关心。”（注：《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李凯尔特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历史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寻找对人的价值。孤立的个别事件没有历史意义，“只有当人们使它同评价人员发生联系的时候，它才会由于某些原因而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一种历史的意义。”克罗齐从考察“历史”（即有思想的历史著作）的“当代性”着眼，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与人的现时生活的联系，亦即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判断，从而更加引深了李凯尔特的思想。他说：“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历史是生活的教师。”（注：克罗齐，前引书，第2页。）由此他便概括出一个足以能够代表他的历史观的颇有哲理性、趣味性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的实质内容是对主体性、当代性的充分肯定，揭示出：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阿隆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把人的活动视为一切历史的中心。他明确肯定“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正是从人开始，我们将会了解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的特有的性质”。他又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他认为历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神话传说时期；科学地努力时期；批判地思考时期。因此，他认为历史学的功能最多只能是“重建”历史系统，不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正像物理学并不是自然的再现一样。
总之，从以上举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思想是在区别“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前提下承认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个历史概念至少包含以下五个特征：第一，重构历史必须有人的主体的参与，由活着的人去重建死人的生活；第二，重构的历史都有现代性，都由现代人的生活兴趣所引发；第三，重构的历史都表现了人的目的性、选择性，历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只能在浩如湮海的史料中按照一定的原则、方法选择史料、选择问题；第四，重构的历史只能近似的再现历史的局部，不能再现历史的全部，不能完全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五，过分强调史学主体作用，以至否定了史学客体，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便是20世纪以来影响西方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思潮。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两大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传入中国，在史学界也出现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的潮流。严复的《天演论》最早把西方的进化论引进中国，梁启超最早提倡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在1901年撰成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都系统介绍了进化论历史观。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是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疑古精神的前提下，又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历史观和实证主义史学影响的产物。我们细观“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既有科学主义影响之印记，又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智慧火花。
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既是进化的历史观，也是人文的历史观。因为在顾颉刚看来，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并非本来如此，而是由神话传说逐渐分化演化“累层”起来的。就古史系统而言，顾氏并没有把“历史”看成与人毫无关系的孤立的客体，相反，它是在人的主体参与下逐渐演化“累层”起来的。由此看出“层累说”既是进化史观，又包含鲜明的主体意识。正如王煦华所说：“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古史传说，是他创立‘层累地造成中国古代’观时就有的想法，但在以后长达6年的时候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到燕京以后借着讲课的机会才把它做出来。因此，这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实际上就是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他并不是只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一部书一部书地把其中的古史传说孤立地考证它产生的时代，而是进一步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这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注：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前言》。）
“层累说”突出地强调“时代”的概念，强调“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就把历史和时代联系起来，包含了历史的现代性思想，把史学的客体与史学的主体沟通起来，包含了历史的目的性、选择性思想。顾氏不承认古史传说是历史铸定的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长、不断放大、不断改变形态的。他在《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时的孔子》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今天讲演这个题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个，为什么会变做两个呢？唉，孔子哪里只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最后他概括地说：“我们在这一讲里，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注：见《古史辨》第2册中编。）尽管顾氏在这里表态要说明孔子的真相是“君子”而不是“圣人”或“教主”，但是这些材料“累层”起来的却是一部系统的孔子（或孔学）的演变历史，这是中国的文化史、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学术史。为什么能够“累层”起来这部孔子的演变史呢？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简单地说，按照顾氏的说法，“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这个论断等于告诉人们：历史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而是受“时代”的制约即受时代的文化和时代的心理的制约而不断“重写”、不断“重构”、不断“累层”起来的。这些思想观念和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的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有“当代性”，“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确有思想内涵上的认同和近似。傅斯年当时在《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除了表示赞同顾氏的基本观点外，又进一步发挥了顾氏的观点。他主张“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今以《论语》为单位，尚可抽出一部分的孔子来，其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复了。于墨子、庄子等等俱如此，俱以书为单位，而于分析之后，不勉强补苴罅漏。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注：见《古史辨》第2册中编。 ）这个观点也大体上与克罗齐的历史“不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的观点相近似。
总之，顾颉刚创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不但是批判、改造、整理、重建中国古史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现代历史意识、现代历史观念，就历史观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对于转变传统史学观念、建立中国现代科学新史学将发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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