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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放翁治史考(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
    “孝宗、光宗《实录》,嘉泰二年诏宝文阁学士傅伯寿、直华文阁陆游同修,盖专以委之”。
    钱氏《年谱》:
    “嘉泰二年壬戍,七十八岁。五月,朝廷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宣召以原官提举祐神观,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免奉朝请。……三年癸亥……四月十七日,(《玉海》作十六日)上《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以进书毕,上疏乞守本官致仕……遂以五月十四日出都。去岁到都以六月十四中有闰月,盖相距正一年矣。”
    以实修不足一年的时间,成两《实录》六百卷,对一般人来讲,这速度也是很快的了,何况这时的陆游年事已高,实在难能可贵。
    总结这次修史速成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朝廷给予充分重视,委命专职。宋自真宗以来,史馆无专官,皆以他职兼领;南渡以后,惟孝宗时李仁父、洪景庐被命修《五朝史列传》皆奉京祠、不兼他职者数年。此次陆游入都,亦因“朝论竟无专官,始外召付景仁,陆务观为在京宫观,免奉朝请,令修史于是。务观还政久矣,乃落致仕,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焉”(12)。这样专命修史,既不累以他职,又特宽其朝请,在南宋实不多见,责委之意,可谓甚重。二是陆游的认真负责。陆游对于这次委命是欣然赴职的,其友人苏洞有《送陆放翁赴落致仕修史之命》曰:
    “堂堂孝庙史,当代谁宜为?
    二十八年间,凡事公见之。
    英灵果在天,笔削讵敢私。
    矧惟陛下圣,益重黄发咨。
    湖山晚无用,遭逢乃今兹!
    先生顾谓我:万物各有时”。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次受命治史陆游是深以为荣、看作逢时、知遇的。既到职,则以史成为务,认真负责。他认为修史必须广泛搜求资料,虽有史官专负其责,但征集史料事关中外百职司,非当时朝廷有明令,不足以源源而凑,所以他上书要求“凡有所陈请,择其可者,出自朝廷主张实行”(14)。为了早日成书,陆游虽身为秘书监、典领大蓬,但严于律己,“三日败一笔,手胝视茫茫,吏多督日程,炙冷不及尝”(15),“下帷寝饭群书里,退食雍容众隽间”(16),不以老、病废时误事。他曾向朝廷保证:“如臣不能自力,旷职守,负圣知,则窜殛之刑所不敢避”(17)。如此两部大书,没有认真负责精神而求期年治成,是不可能的。三是利用前人积稿,综合删润而成。两《实录》卷帙浩繁,虽然有傅伯寿及其他检校官相助纂辑,亦难一年而成,实因陆游修撰前两《实录》已经营有年。《宋史·职官志·国史实录院》:
    “庆元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孝宗实录》。六年,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检讨官以六员为额”。“嘉泰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光宗实录》。二年,复开国史院,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置矣。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
    《玉海·艺文门·实录类》:
    “庆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诏修《孝宗实录》。嘉泰二年诏傅伯寿、陆游同修,专以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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