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孝宗实录》始自庆元元年(1195年),至嘉泰三年(1203年)已历时九年;《光宗实录》始自嘉泰元年(1201年),至成书亦累积有日。陆游在此数年积稿基础上综合删润,所以能一年完成六百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两部《实录》先后经过许多人手,于是显得粗疏无法。王应麟曾批评“《孝宗》比之他书尤疏驳”(18),陈振孙亦云:“中兴以来,两朝五十余载事迹,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延忽徙,不可殚记。没有诏趣进,则匆遽抄录,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猥多,而记载无法,疏略牴牾,不复可稽据。故二录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19)。 陆游参预撰修的《孝宗实录》、《光宗实录》及其自著《高宗圣政草》今皆不传,他的历史著作唯一保存至今的,是他的南唐史专著《南唐书》。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的南唐,虽然其统治时间仅只短短的三十九年(公元937-975年),但南唐有扬行密据吴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基础,有成其一自然单位又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南唐强盛时,东灭闽,西亡楚,拥淮北江南三十六州疆域,“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才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20)。无论是从它在五代十国史中的地位说,还是从它在江南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说,南唐都以其繁荣的经济、完备的制度、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称强一时的国力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北宋太宗即位后,即命南唐旧臣徐铉,汤悦(即殷崇义)修南唐史。但南唐是以战败亡国,其史籍资料多毁于兵火,至太宗朝时已是十不存一,所以二人集江南李氏事而成的《江南录》,识者讥为“事多遗落”(21)。后来的学者对此书多有补写或重写者,陆游《南唐书》就是嫌前此诸书不尽完善而重撰的一部史学专著,因其书成于马令、胡恢书后,故又题《新修南唐书》。 曾经有人疑《南唐书》非陆放翁所撰(22),其主要理由就是“纵观陆游的全部诗文,无一处提到此书,也无细微的痕迹和暗示”。其实细读一下《新修南唐书》,不难发现陆游在卷十三《刘仁赡传论》中曾自述如下: 政和中,先君会稽公为淮西常平使者,实请于朝,列仁赡于典祀,且名其庙曰“忠显”。后又尝寓家寿春,方世宗攻下寿州,废为寿春县,而徒寿州于下蔡,故寿春父老喜言仁赡死时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传记所不载。庙在邑中,岁时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间,予游蜀,在成都见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赡天平军节度使告身,白纸书,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赡独一裔孙,卖药新安市,客死无后,故得之。其词与王溥所修《周世宗实录》皆合。 这段话中有四处可证陆游的作者身份:第一,传论中的“先君会稽公”就是陆游的父亲陆宰。据《山阴陆氏宗谱》,陆宰曾封会稽县开国子,故称“会稽公”。第二,传论中的“又尝寓居寿春”,这是指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陆宰由荥阳南寓寿春的事。陆游《跋周侍郎奏稿》中记其事云:“某生于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师以畿右转输饷军、留泽潞,家寓荥阳。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论罢,南来寿春。复自淮徂江,间关兵间,归山阴旧庐,则某少长矣”(23)。第三,传论中的“乾道、淳熙之间,予游蜀”,这是陆游的一次重要经历。读陆游《入蜀记》可知其于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任夔州通判,从此宦游蜀中,直至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方奉召东归,正与传论所说相合。第四,传论中的“在成都见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赡天平军节度使告身”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也有记载:“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赡侍中告,乃用纸,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此与传论所叙同为一事,正可互为补充。 综上所述,《新修南唐书》为放翁所著,其自述已甚明。但不细读《南唐书》者所以会疑其非陆氏所著,是因为当初书成时未题撰人,后世刻本才彰显放翁之名。陆游自讳其名的原因,是“以私著避”(24)。考南宋之禁私史,先后有两次,一在秦桧主持和议时,一在嘉泰二年。李心传《嘉泰禁私史》说: “顷秦丞相既主私议,始有私史之禁,时李忠简光尝以此重得罪。秦相死,遂驰语言律。近岁私史益多,郡国皆锓本,人竟传之。嘉泰二年春,言者因奏禁私史”(25)。 《宋史》卷三十八《宁宗纪》也载: “嘉泰二年……二月……禁行私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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