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初以来，对资产阶级史学建设有所贡献者，颇不乏人，如傅斯年即为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傅氏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地，成功地开创了具有共同宗旨的集团研究的范例，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影响尤大。本文拟就其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及价值，略陈浅见。
一、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回应
经五四运动的宣传，使得对科学的信仰与追求深入人心，并形成为时代热潮。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上，第2-3页。）五四时人们对科学的信仰与追求，是因为它已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在此思潮推动下，以科学化为宗旨的现代学术发轫于中国。五四以后的科学派史学，乃于此情况下产生，傅斯年实为科学派史学主将（注：其余又有称之为“史料学派”、“新考据学派”及“史事搜求派”者，我倾向于称之为“科学派”。）。傅氏师事胡适，一生受其影响颇多，尤以受胡适所极力提倡之“科学方法”为最重要影响。但科学派史学的治史宗旨、治史方法多是在傅氏影响下形成，如有的学者所言，科学派史学的兴起，傅氏实有“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215 页。）。在傅氏史学观点中，影响最大者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第1本1分。后引文出此者，不再注出。）一说，其意主要为区分近代科学化史学与“古世中世”史学而树立一标征。学者对此褒贬不一。我觉得，其最大意义在于引进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观念，因而加速了资产阶级史学取代封建史学的转换过程，也代表着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19世纪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发展起实证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宗旨是要把史学建设成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英国史家波利所谓：“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注：甘特、施奈德合著：《史学导论》，台北水牛出版社1976年版，第29页。）出此目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在广泛搜集与严密考据史料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如此方可取得客观真实的历史知识。史料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注：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这样， 史料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核心本体。德国史家兰克是“科学的史学”之奠基者，最看重原始资料的搜集研究。为搜集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他几乎遍访欧洲的国家档案馆和私人藏书楼。他认为史料高于一切，主张“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把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稍后的德国史家蒙森， 以罗马史研究著称于世。他终生重视对罗马史史料的搜集考订。经多方搜集汇编而成的洋洋大观《拉丁文铭刻集成》，为罗马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碑铭史料。兰克与蒙森皆为傅氏所推崇，他们对史料的重视也给傅氏以极大影响。他曾说，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名立点。”（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出于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影响的回应，傅氏曾自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注：侯云灏：《傅斯年与朗克学派》，《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主张“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主张把史料学做为史学的“中央题目”（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傅氏的这些史学主张，基本上为中国的科学派史家所遵从，并构成其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据上引傅氏之言中提及的司马光与钱大昕二人，说明科学派史学所受影响除西方的因素外，亦包括本土的成分。对此应特与留意。
傅氏的史学思想来源是多元的，其所受西方影响也不仅限于兰克，这点多为人所忽略。即使仅就兰克而言，历来多称之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但他有自己深邃的理念追求，这已被一些研究者所揭示（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3页。）。但在傅氏眼中，兰克不过是一“详考据学者”，即做为实证主义史家的兰克，而其另一面，即做为理念论者的兰克，傅氏当时不可能真正意识到。所以傅氏所受兰克的影响，只限于实证主义的一面。兰克之外，他也应受到过批判兰克史学的所谓“新史学”派的观点影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看的史料，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又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这些观点恰与“新史学”派相合。如此派代表者鲁滨逊在《新史学》中，论述了进化论及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史学发展的重要促进意义。傅氏上述观点与鲁滨逊并非不谋而合。何炳松20年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以《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与历史研究法，因而傅氏对鲁滨逊的这些观点应有所闻。又如他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说：“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又说：“我们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观察，以整个的文化为对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陈规专门考订文字要□的多。”（注：《史学》第1期， 1930年12月。）这里不难看出德国史家朗普勒西德所倡导的“新型的文化史学派”的思想影响。朗普勒西特在批判兰克史学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关于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文化史观念。他的这种史观在20世纪初的德国及西方史界，颇有影响，何炳松在北大教学时对之亦有所介绍，傅氏应有所了解。傅氏的史学思想虽受到上述多方面影响，但就其本意看，他所要建立的乃是客观主义的实证史学，这可举出他对中国及欧洲史学观念的三点总结为例说明之：“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按傅氏从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及史学对象几方面， 揭示了史学应具的性质及宗旨。即他认为史学应是客观的、科学的，在研究内容上同其他学科有明确分工并且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反对“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一类“史论”（注：《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因而在较多方面更接近兰克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立场，表现出鲜明的实证主义史学追求方向。傅氏的这种选择，应反映出他的一种用意，即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改造长期受褒贬义例、经世致用等各种主观意识控制影响的封建史学偏向，建设现代中国科学化的史学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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