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清代考据学客观求实精神的继承
在宋代发展完善起来的考据史学，助益和增强了客观求实的学术精神，又经清人的发扬，导致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枢机。
中国古代又有深厚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关于经世致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其流变、遗害等有所论述。梁氏谓经世致用的传统起于孔子，它使史学不能做客观的学术研究，总是服务于“明道”、“经世”等主观外在的致用目的，结果遗害史学两千年之久。所论甚是。经世致用不仅导致史学的政治化与实用化，甚至还要以牺牲史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为代价，来换取经世致用效果的实现。在中国古代，褒贬义例等史法始终有碍于据实直书精神的实现。孔子作《春秋》，据孟子及汉儒俱谓其中有微言大义，亦即可对现实发生影响的一套政治伦理信念。无论这类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如何为孟子及后世儒者所津津乐道，它都与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毫不相干。尽管它可以被炫耀为经世致用的典范，但与此相关的褒贬义例及为尊亲讳等史法，却成为史学实现其据实直书精神的阻碍。唐代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言：“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可见韩愈把《春秋》褒贬之法视为史学上乘，据事实录仅得列为其次。即使如此，其目的仍在“善恶自见”这类道德伦理价值的关怀上。这样，封建史学完全成为受制于外在政治伦理需要驱使下的工具，至于它自身的学术律法如客观性及真实性问题，则降为附属的层次，自身的独立价值被抹煞。刘知几著《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源流、史书体例及著史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对“彰善瘅恶”、“记功司过”、“王道人伦”等政治伦理功能的标榜，仿佛不谈这些就失去史学之为史学的根据。可以说，史学的价值完全集中于它应从属于外在政治伦理的需要一点上。这样，由于史学受到封建政治的干予而意识形态化，乃至失去客观标准而无法体现其自身的追求。史学的自我意识受到被扼杀的危胁。但是由于考据史学在宋代的发展，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即史学的客观求实精神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开始被强调。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使所载史实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对所用史料进行了较严密的考订辨析与比较甄别，并作《考异》予以说明。《通鉴》在考辨史料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注意。因为《通鉴》在加强对史料考辨的同时，在发挥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方面，也从形式上有所改变。司马光在《通鉴》卷六十九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言之。”即《通鉴》固然因“资治”的宗旨而强化其政治功能，但这不是由史家运用褒贬之法、正闰之辨这些史法传统来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考辨史料以保证所载史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间接昭示其政治借鉴功能的。总之，《通鉴》的例子说明，随着史料考辨方法的发展，史实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问题，再度被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和受到重视。傅斯年指出，《通鉴考异》是中国详述比较史料最早的一部书，其中可见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由此可见他对《通鉴考异》所用比较史料方法的推崇。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考据学有助于史学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加强，而对于与史学本身无关的、一切从外部施加于史实之上的价值论断因素，则基本采取排斥态度。清代考据学最为发达，而在清儒视之，考据是史学方法的根本体现之一。《四库提要》史部总叙曰：“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并论述了考证对于作史及读史之重要。此可证清儒视考证为史学的根本方法（注：张岱年先生认为清人所说考据之学即史学，见《国学丛书序》，《国学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考据学崇信的宗旨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清代史家以考证方法治史的目的，主要为明史实，至于与考求史实无关之褒贬予夺等法戒议论，一概斥为空疏虚文，斥之为无益事实而不为。对此，可举钱大昕、王鸣盛两位史学考据大家为例。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说：“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苛，予尤不敢效也。”是钱大昕视不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专以褒贬议论自任的人为“空疏措大”，不可为法。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指出，研究史学，但当考明典制事迹之实，其议论法戒、予夺褒贬皆不必发，“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焉，外此又何多求邪？”即王鸣盛认为，研究学问的宗旨在求实而不在求虚，史学以考求典制事迹为实，议论褒贬为虚。此可见他从考据学的角度对议论褒贬表示了否定态度。钱、王二人所论，最能代表清代考据史学的学术宗旨，因而它最有助于史学客观求实精神的发展。总之，由于考据学的长足发展，使乾嘉史学基本上克服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并摆脱了主观说教的陈腐枷索，表现出客观求实的学术特征，因而从方法上显现出近代的科学精神。乾嘉史学的最大成就，是用考证方法整理前代留下的各方面史料。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考据学宗旨，基本符合客观实证的近代学术精神。可以说，傅斯年的史学主张较多地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如他反对“致用”，主张研究历史旨在求真；他反对“把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史学混在一起；主张“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主张对史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客观态度；称赞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是“最近代的”，要保持他们的“遗训”，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傅氏对清代考据学及其客观求实精神的继承。在他倡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科学派史学“考史而不著史”的治学风气，更是同清代乾嘉考据学精神间的一脉相承。总之，傅氏坚持实证科学的精神，目的是使史学从经世致用的封建妄想中独立出来，使之变成一种客观的学问。这是立于资产阶级的史学立场，对乾嘉考据学精神的一种体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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