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史学与玄学化史学
傅氏的史学主张，根本在于提倡一种客观实证的精神，所以其所谓史学实乃实证史学的概念。实证史学所以长期做为科学史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因为它以可信史料为依据，去建立客观真实的史实。在方法上，则强调客观性与实证性，拒绝主观理念的成分介入，以此维系史学的科学性特征。傅氏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主张对史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客观态度，都反映出实证史学的特征。傅氏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注：《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 ）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史料置于史学本体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离开史料自然不成其为史学了。在此观念主导下，他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方法论，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亦即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史学研究与材料的整理运用同一起来。而这正是史学的客观实证性的落脚点。这样，傅氏便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层面，维系起史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也即沿着他所设定的实证史学的方向发展。由于傅氏相信，“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因此他为这种实证史学确立的宗旨是：“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傅氏的这些实证史学观点，多年来受到非议。如指责其只追求个别史实的真实性，而不要求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等。如若平心而言，除其近乎史料崇拜的极端之论外，其余可资借鉴的意义亦不少。如它有助于克服史学研究中空疏不实的流弊，尤其对于纠正史学研究中的玄学化倾向，其积极作用更不待言。
如今某些号称史家者，往往降历史为供思辨主子驱使的婢女，自出胸臆，别成新裁，假史学的形式推衍思想乃至哲学方面的命题，由此引致史学发展中的玄学化倾向。这无疑是“六经注我”的现代史学翻版。溯其源，这种状况实乃思想家、哲学家的治学方法对史学的影响。奇怪的是，某些史家不仅未因此感到史学的纯正性受到侵蚀，反以为唯此在方法上才臻于史学的上乘极至。这种认识显然比傅氏的史学思想又倒退一步。傅氏重考史而不重著史，就因为他认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上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即傅氏唯恐史学受到如哲学及文学式的影响而失去其客观性及科学性。史学史证明，史学的玄学化不仅未使史学受益，反而使史学误入歧途，不可不引为鉴戒。
玄学化史学不是以史料为根据构筑客观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把史学变成推衍证明某种思想主张或哲学见解的工具，中外历史上都存在类似现象。如中国古代史学，不仅成为在经世致用目的下进行政治伦理说教的工具，而且在方法上又往往采用较为隐晦曲折的表述形式。此以《春秋》为典型。王充曾谓《春秋》义例与历史无关，全由孔子自出胸臆，《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诛赏，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由于眇思微旨俱出孔子胸臆，使后人难明其意，即便是专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也很难探得孔子本意，《论衡·正说》又谓：“若夫《公羊》、《谷梁》二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如王充所言，《春秋》乃玄学化史学的始作俑者。后世奉为圭阜，效尤者不乏其人。孔子修《春秋》本为批评当世，但又有所忌讳，于是不得不微婉其旨，隐约其辞。后世史家受《春秋》影响，每借史学的形式隐晦曲折地干予现实，发展至极，乃有影射史学的谬种产生。归根结底，中国史学玄学化的原因，是由于在各种非学术的目的下利用史学为工具。其结果使史学难以确立自身的宗旨，被动地屈从于现实需要的各种导向，最终几乎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傅斯年提倡实证史学，为史学自身提出客观求实的发展宗旨，有利于结束外在政治伦理因素干予下的玄学化倾向，以科学精神引导史学的发展。这对于长期处在封建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史学，无疑起到解放的作用。在这点上，他明鲜受到兰克的影响。
中国史学的玄学化，在哲理的层次上不如西方史学玄学化更为深入。因为西方主要不是由于政治，而是因为一些哲学家利用史学演绎思想及哲学方面的命题，致使史学的探索内容不再是客观的历史对象；史学被哲学家操纵于手中做为思辨的工具，历史被哲学家利用来进行主观的冥想，于是做为玄学化成果有所谓历史哲学的产生。备受一些人推崇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实际是从方法论上对史学威胁最甚者。他不但以自己的思辨方式使史学玄学化，而且因极端蔑视史学自身的宗旨而欲以哲学取代之。黑格尔把历史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认为这是观察研究历史的三种不同方法。原始的历史主要是史家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记载的是一些个别的形态和单独的、无反思的各种特征。原始的历史是关于事实的肤浅知识，时空范围狭小，是不可靠的记录。反思的历史在认识层次上高于原始的历史，放弃了对事实的个别描写，有了抽象的观念，思想的升华。为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叙述，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哲学的历史是对于历史的最完善的认识，它是从哲学的层面对历史的考察。黑格尔认为必须通过“思想”来考察历史，哲学用以考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是历史的主宰。因此其历史哲学专事探讨自由概念的发展历程，而对于各民族的盛衰兴亡及各个人的荣辱祸福，全不加详细描述（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黑格尔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这种分类评述，完全是基于哲学家的立场做出的。因为从原始的历史经反思的历史再到哲学的历史，乃是从对具体史实叙述上升到抽象哲学思辨的过程。其所谓哲学的历史即是换个名称的哲学，或谓之以历史为思辨内容的哲学。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凌驾于史学之上的哲学家，在为哲学取代史学而制造学理上的根据。由于黑格尔视事物为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因而决定他必须用历史的形式表述其哲学思辨。在他关于历史分为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三大阶段的历史公式中，世界历史成为绝对理念依次表现自己发展的社会过程背景。黑格尔认为，从纯粹的哲学前提能够推出历史的轮廓或大致结构。有的学者据以指出，这是脱离经验来确定历史进程（注：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2页。）。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质，即黑格尔的最终目的，是把做为史学对象的具体史实清除出历史的内容，然后代以抽象概念的演绎，于是历史变成为其哲学思辨服务的形式工具。这样，史学被彻底玄学化。由于黑格尔要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因此他必然要对史学本身的研究方法持否定态度。与他同在柏林大学任教的史家尼布尔，发展起一套考据史料的客观主义的史学批判方法，后经兰克使这种方法在体系上完备起来。对此，黑格尔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历史方法。说到底，是因为这种方法乃以客观求实的手段，建立起具体真实的历史知识，而这与黑格尔的抽象思辨方法大相迳庭，因此它受到黑格尔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但兰克则起而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
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序言中阐明自己的治史原则时说：“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而把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兰克此言针对的对象之一，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抽象理论。它反对黑格尔所代表的这种抽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哲学与历史两者有重大区别，哲学探讨的是抽象的东西，历史研究的是具体事物的本质，所谓“历史哲学”一词根本讲不通。在他看来，思辨的理论，抽象的理念所勾画出的历史过程是虚妄的，是远远脱离活生生的历史本质的东西。研究历史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应以把握具体事物的本质着手（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3页。）。兰克完全是站在一个史家的立场上看待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但兰克虽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却绝非没有自己的史学思想追求。他说：“历史学家活着就是为了理解或学会理解每个时代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可证兰克绝对不仅仅是个实证主义者，而是有崇高理念追求的史家。他说撰写历史“确实存在一种崇高的理想目标，即写出体现在历史事件中的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史家应达到的目标。”但兰克对历史理念的追求，建立在客观科学的史料考证基础上，因为只有在这样确立起的具体而真实的历史知识中，才能如实体认出历史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兰克说：“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注：以上兰克之言，俱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0、49页。）兰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理念追求。兰克的史著，以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客观冷静而著名，然而其史著得以流传的恒久价值，乃是其中隐现的深沉理念追求精神。
在西方史学界，认为是兰克开始把史学变成一门“科学”，因而誉之为“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我觉得还应指出一点的是，兰克以其客观求实的史学方法论，成功地抵制了黑格尔试图以其思辨哲学的方法使史学玄学化的企图，从而维护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和纯正性，仅此而言，兰克亦堪为科学化史学的千古功臣。兰克在事实上继承了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史学思想，因而主张对历史作通彻宏观的理解。但他反对用逻辑的方法进行概念演绎，反对用哲学的观念模式图解历史。史学不同于哲学，它不用抽象的方法，而是用具体的实证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所以兰克的研究从具体真实的个体入手，由此去洞悉整体的历史精神，以达到对支配历史运动的理念的认识。这样，兰克从发展史学方法论的方面，维护了史学的科学化建设。兰克成功了，史学沿着他所开辟的科学之路继续独立发展。但黑格尔的魅力也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经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两人的努力，历史哲学的思辨之光再度显示其辉煌。但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其语言使人感到晦涩神秘，论断中充满玄虚味道，“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位历史哲学家，勿宁说是现代的先知。”（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2页。）至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有人指出：“汤因比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把历史事实当作一种思想注脚……汤因比的那些著作只是一些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玄学讨论，很难说是历史。”（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就是说， 尽管思辨的历史哲学道出些敏锐智慧的思想，但他假借历史的形式抽象或演绎某种逻辑法则，甚或妄断人类未来的猜测预言，至多不过是一种哲学玄想，人们并不认为它是史学。在汤因比之后，思辨的历史哲学无可挽回地没落了。最后一位尝试者魏格林在写完其《历史中的秩序》前三卷后，于1974年在第四卷中宣布放弃原来的计划（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5页。）。这样，哲学家或思想家类学者，试图假历史的形式驰骋其思辨才华的梦想终于告一段落。在当今极为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倾向，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史家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只能是使之为史学所用，而绝不是以其他学科的方法左右史学甚至是取代史学（注：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2-213页。）。这应该是通过黑格尔试图以哲学取代史学之类的经验中，提醒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所应记取的教训。
在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一般属于哲学的范畴，很少被史家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宗经明道的传统，现代史家又多经受理论的熏陶，乃至曾有“以论带史”的口号流行。在理论至上的风气影响下，一些史家不惯做客观求实的史学探索，总不能忘情于假历史宣扬某种思想主张，或假历史贯彻某种哲学见解，因而玄学化史学倾向长期得售其伪。所以，在总结傅斯年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时，为他所特别看重的史学研究中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问题，至今仍不乏其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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