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中国学术思潮已经在逐渐发生变化；而真正开辟了中国学术发展新局面的，还是“五四”前后那些风云激荡的历史年代，许多近代学科由此萌生、发展起来，中国学术加快了走向近代的步伐。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萌生、发展起来。
中国史学史之观念的历史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中国史学上史学史意识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具有久远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论述。（注：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之史”的讨论（参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可惜未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说到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东汉班彪当为前驱。班彪在《续太史公书》（《史记》）而作“后传”时，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所论从《诗》、《书》到国史，从《春秋》到《左氏传》和《国语》，从《世本》到《战国策》，从《楚汉春秋》到《太史公书》，他都讲到了，并由此得到这样的认识：“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1]（《后汉书·班彪传》）可见， 班彪的史学史意识是明确而突出的。
唐初史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二》以分类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与存佚，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刘知几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史之称通，其来自久。”[2] （《史通·原序》）可见他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于篇首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于篇末称：“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2] （《史通·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于篇末也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2] （《史通·古今正史》）这都是极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述形式。晚唐人马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3] （《旧唐书·马植传》），时人刘柯有《与马植书》，称：“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4]（《全唐文》卷七四二）这些， 反映出唐代学人的史学史观念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为“国史部”，凡九卷十四目，而《国史部·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又如南宋洪迈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5] （《容斋四笔》卷八）宋代还有一些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高似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6] （《文史通义·书教上》）。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应“义例所通”[6]（《文史通义·释通》）。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7] （《廿二史札记·小引》）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8] 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观念的反映。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7]（《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
20世纪初年，即在钱大昕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100年， 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多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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