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初的这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中，有些研究者还撰文就有关专题作深入的探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具体问题上涉及到史学史应阐明自身发展规律；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17]这些问题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每个问题都是研究史学史所不能回避的。又如白寿彝先生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指导和文献的结合上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史学遗产及其批判继承问题，这是具体地指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18]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着重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任务，即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同时指出了理论指导和占有资料对于实现上述任务的重要性。[19]白寿彝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回答了中国史学史应当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和怎样研究的问题，对当时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没有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先生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遏制了这一势头。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此被搁置了10年之久。
（三）建设时期。70年代后期，随着10年“文革”的终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全国面貌为之一变，各项事业相继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竞相开创新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即以八九十年代为标志的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起步快。1978年起，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先生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资料》复刊。1980年，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论丛》出版。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能有这样的局面，足以说明重行起步之快。
第二是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80年代初，随着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通过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生力军。
第三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从时限上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内容上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于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看，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史家评传集，有史著评介集，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有史著解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
第四是研究成果丰硕。自1980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1997年王树民的《中国史学史概要》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近20种之多；[20]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统计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在近20年中以“史学史”名书的著作，各有特点，其中刘节的遗著《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1985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分撰）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1989年）等，学术影响更大一些。刘著一方面还带着重点论述史家、史著的痕迹，一方面又已注意到考察史学发展中各个阶段的概况与特色。《中国史学发展史》是一部试图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按照对社会性质的界定而阐述该社会的史学。白著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其特点是以长篇叙论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而于先秦史学则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和“历史知识的运用”问题，颇具启发性。《中国近代史学史》是同类著作中较早问世的，且包含有比较丰富的资料。这一时期，另有几本著作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它们是：陈清泉、苏双碧等编辑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1985年），它评述了82位史家的生平、著述，其中颇多佳作。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凡三卷，1990年），它评介史学名著86种，亦不乏佳作。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89年），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与地区史编次，共收入36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并附有关于台湾地区史学的专文。文章多出于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1989年），本书的长处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这个时期史学状况的资料。就中国史学史某一方面作较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者，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年）、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1996年）、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史学主潮》（1996年）、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1998年），是值得关注的。这个时期，还有几部工具书或资料书，也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它们是：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目前已出版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996年）。这几部书对于人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提供了许多方便，有一定参考价值。它们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相当厚重的积累。
第五是加重了理论色彩。这是本文下面要着重讨论的。
综上，可见建设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