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的理论高度
进入建设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和活跃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有的是前两个时期就提出来了，有的则是新提出来的。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这个问题，在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20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21]80年代，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提出：“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22]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23]同60年代初的热烈讨论一样，人们对此仍有种种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依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与此有关的还有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等，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近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有的研究者揭示出史学批评同史学理论的关系，进而通过对史学批评的研究摸索史学理论的积累和发展[24]，为史学界所关注。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也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判断。其实，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25]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始于鸦片战争而迄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10年历史，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 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对此，目前已有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1994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机制、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方面来说明上述问题。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1994年），则试图从时代与史学、社会思想与史学这两层关系中说明上述问题。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1995年），是着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26]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于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没有真正的继承，便不可能有出色的创新。但本世纪以来，人们探讨史学的发展，较多关注的是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和模仿，对于传统史学则相对冷淡了。80年代有“史学危机”思潮的兴起，传统史学的价值越发低落。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变。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27]“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决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否则只能有害无益，适得其反。”[28]这无疑是正确的结论。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限于篇幅，不能枚举。仅此而论，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并正在走向新的理论高度，处于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建设时期，还将走过一段路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比如：中国学术界有不少大部头的专史著作，如思想史、文学史等，而史学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宏编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至今还没有专门的论著问世。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的认识，都应当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一则为了总结遗产，再则为了促进当代史学的发展，等等。这样的问题也还有很多，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21世纪获得更大的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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