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之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史学史”提出的学术背景，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新史观传播的背景，一是学术史发展的背景。
首先说新史观传播的背景。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以通俗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它）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如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10]
这里所强调的是唯物史观表现为“一种理想的运动”从而代替旧有的历史观之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上带有本质性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的“那内部最深的构造”便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写道：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10]
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略述了从孔道西、桑西门、蒲鲁东等人“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的论点，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的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10]
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10]
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0]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见，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石。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写《史观》一文时，已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10]。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首创。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重要部分，李大钊从阐释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观的历史，到讲授史学思想史，是他深入研究史学之合乎逻辑的发展。李大钊所讲授的“史学思想史”，虽是西方史学的内容，但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大学讲坛上来讲授，确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更充分表明他的研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李大钊的这些理论建树和学术活动，使他在事实上成为揭开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序幕的人。
其次说学术史发展的背景。“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这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做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9]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专史的重要，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李大钊对“历史学”的内涵的表述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李大钊认为：“广义的历史学”应包含“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系统，而“记述的历史”则含有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最广义的历史学”则包含普通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应入哲学系统）；而特殊的历史学也包含“记述之部”和“理论之部”，其“记述之部”则含有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伦理史（道德史）、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教育史等。[10]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专史的研究对历史学所产生的影响，这正是当时“分科研究的发达”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
梁启超强调专史的研究自亦与这种“分科研究的发达”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某一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了专史的门类，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9]
“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史学史”作为一种专史被明确地提到学术史研究的日程上来的时候，其学术价值便有了比较恰当的定位。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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