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之研究的发展道路
这是一段坎坷的道路，一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而有起有伏，二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步入近代以后不久而面临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人们反复探讨、逐步摸索。
自20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来至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30～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建设时期（70年代末至今）。
概括说来，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演变轨迹。
（一）草创时期。梁启超提出撰写“史学史”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9]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属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一般说来， 都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但梁启超当时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梁启超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9]他关于“史学史的做法”， 就是依照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他的这些认识，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同时，有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出来，有的研究者写出了综论性质的论文，有的研究者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还有一些研究者公开出版了中国史学史专书。这种发展形势表明：第一，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一旦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便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第二，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繁富，确有吸引学人进行研究的魅力。
这时期人们发表的专论，限于篇幅，无法论列。其综论，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 2期，1934年）；何炳松《中国史学史之发展》（《出版周刊》第102 期，1934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复旦学报》人文版第1 期，1944年）；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文史杂志》第5 卷第11、12期，1945年）；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文化先锋》第6卷第21期，1947年）等。这些综论， 是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其中，论述极简略的是何炳松文，它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自孔子至荀悦，荀悦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现代[11]。此文行文过于简略，其论点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不难看出，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本文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稳定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方法。[1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
这时期的研究者写出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暨南大学印行，1933年）；[13]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14]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等。[13]其中蒙著认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此书“爰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14]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史学流派的区分，是蒙著的特点。此书的一些内容，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的刊物上发表。
这时期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这些著作，除顾著着眼于当代史学的考察而颇具特色，一般都有明显的史部目录学和历史要籍介绍的痕迹，并于史官、史家论述较多，从中不难看到梁启超有关论点的影响。金著与顾著，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金著“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稍加铨次，以为诵说之资。”它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迄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马、班、刘、章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本书的特点，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缺陷，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的考察，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想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
（二）活跃时期。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见1961年1月4日《光明日报》载吴高明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1961年12月6 日《光明日报》载《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1962年3月13 日《文汇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1962年3月14 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1962年3月23 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 期郭澎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 《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 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15]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16]此种盛况，可谓前所未有。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内容、对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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