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素的《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主要叙述自民国以降至1963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英帝侵藏、印度干涉、阻挠西藏和平解放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有关西藏地方问题的外交活动。最后的结果是，印度侵我领土，挑起边界战争，继而封锁、断绝藏印往来；而中尼等国的关系则在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新发展。
三、1986年～2005年
继1985年西藏社科院成立之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6年成立，标志着中国藏学研究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近20多年来，中国藏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为争取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亦是成果斐然，出现了若干精品力作。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除了对鞭笞过去帝国主义侵藏的种种劣行外，还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与达赖分裂集团的学术代言人，比如范普拉赫、夏格巴其人其著的错误言论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据统计，1986年～1995年间，约有50篇文章；(16)1996年～2005年间，则成倍增长。(17)同时，这方面的学术著作至少一二十部。由于数量众多，这里我们仅分文章和著作两类分别介绍如下。
(一)文章
以杨公素为代表的一批老中青学者活跃于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其中周伟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题几乎贯穿了帝国主义侵藏的整个历程。(18)其中，《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其划界问题》广泛搜罗相关藏、汉、英、日等中外文文献资料，对19世纪前后拉达克与西藏的关系及中英关于划定拉达克和西藏边界谈判的历史事实重新进行了客观的梳理和考证，主要论点如下。1.在19世纪30年代多格拉古拉伯·辛格侵占西藏之前，拉达克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2.1834年前后，古拉伯·辛格武力侵占拉达克，并于1841年～1842年进攻西藏西部，遭到西藏反击。藏军先胜后败。而后双方签订的停战协议不是边界条约，所谓维持双方的“旧界”是指双方传统的习惯线。3.1846年～1847年多格拉克什米尔大公古拉伯·辛格沦为英国的藩属土邦，英国为限制其发展及取得与西藏贸易的利益，向清政府提出划定克什米尔东部与西藏边界和1842年协议的某些规定的要求。在未得到中方正式答复和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国两次单方面组织进行的划界工作是无效的。而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一直以传统的习惯为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段边界从未经中国政府和英印或印度政府正式划定。
伍昆明有《辛亥革命后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1914年～1917年英国政府向西藏地方当局供应武器的政策》《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32]等重要论文发表。其中，第一篇文章根据相关档案文献和史料，以铁的事实对英帝国主义妄图控制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19)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第二篇论文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批判和考述了1914年～1917年英国政府向西藏地方当局供应武器的政策，认为“英国供应军火给西藏地方当局的政策，旨在分裂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在内的所谓‘大西藏’，使之成为英国的附庸”[33]！
胡岩不但发表了《〈寇松备忘录〉与民国初年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一场斗争》《西姆拉会议破产后中英两国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新中国成立前英美两国利用香港对我国西藏进行的侵略和分裂活动》《中华民国时期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历史考察》《西藏人民1904年抗英战争百年祭》等论文，还译介了英国阿拉斯太尔·兰姆所撰的《藏东与英中谈判》[34]等。由于北洋政府没有批准《西姆拉条约》，1913年～1914年间的“西姆拉会议”以失败而告终。1921年，英国再次催逼中国与之重开谈判，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Lord Curzon)面交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一份备忘录，即所谓“寇松备忘录”，这是民国时期英国侵藏的重要文件，可惜国内学界重视不够。上述胡岩的第一篇论文对这一备忘录作了忠实的释读，对该备忘录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视角独特，论述明晰。上述胡岩的第二篇论文以1943年蒋介石严词拒绝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Sir Horace James Seymour)就中国军队在青藏交界调动一事提出抗议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利用相关外交文献资料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南京政府反对英国侵略和分裂我国西藏所进行的斗争等历史过程。
房建昌发表了《日本侵藏秘史——日本有关西藏的秘密报告和游记》《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印度华侨陆兴祺》《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民国初年护理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兼论印度华侨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9年希特勒派往西藏的使节》[35]等文，可惜末文有重复发表之嫌。
王炎撰文[36]考述了法国传教士梅玉林(Brieux, Jean－Baptiste－Hoaore, 1845年～1881年)1881年在四川被杀的所谓“梅玉林事件”，继而认为“达格顶(大盖顶)”为事发地点，而非房建昌所说“梅玉林被杀地点为夹霸(坝)”[37]。在美国侵藏史研究方面，梁劲泰、李碧宪的《美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过程》，李晔、王仲春的《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和李晔、张杨的《“离岸平衡手”与遏制中国——兼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下的西藏政策》[38]比较重要。
国际关系史专家黄鸿钊发表不少有关帝国主义侵藏研究的论文，(20)其中《英国侵藏战争和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述略》首先介绍了英国由印入藏殖民路线渗透的罪恶历程，继而描述了侵藏战争爆发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西藏人民抗英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是清政府奉行可耻的妥协主义的方针；二是藏军缺乏训练、武器落后、装备不足、纪律松弛；三是藏军战略、战术有失误。最后，作者描述了西藏大门被英帝国打开之后《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过程始末及主要内容，从此该约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则用大量事实揭露了1904年荣赫鹏率军侵藏的罪恶阴谋，叙述了侵藏战争的酝酿、进行过程及其严重后果，同时讴歌了西藏人民英勇抗敌的英雄壮举。
宋黎明撰文考述了西姆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在考述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诸多因素、逃亡后的复杂形势、英帝对藏政策的强化——阿波尔远征、民国初年的西藏问题之后，对西姆拉会议召开的整个过程以及会址、会议代表人选、代表权限和头衔、会谈方式等给予了描述和分析，认为“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39]。但由于时代局限，当时治藏过程存在着某些缺陷，比如未能把握好剿抚的分寸，未能在对外交涉中持强硬立场等[40]。
针对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石硕撰文指出，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的强烈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的仇汉情绪的一种反映，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数年之后又开始改变这一立场，具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民国期间西藏一系列独立倾向，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强烈地表现于对英国殖民势力的依赖，其相应行动也都无一不依仗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殖民势力。但西藏方面对英国怀有的领土野心和利益渗透，始终保持着警惕和防范，因而对英国的依赖实际上是有限度的。所谓西藏的“独立”既未得到其内部的一致认同，也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那种认为西藏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以后即已获得“独立”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文章认为：“帝国主义未能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表明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达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由于西藏自身的社会特点及其文明的内涵所决定的，是不可能以民族分离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2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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