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对功臣宿将大肆杀戮的政策，也是出自于明太祖朱元璋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 。早在朱元璋登极之前，如何对待功臣宿将就是个不能令他释怀的问题。史载龙凤十一 年（1365年），一天，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收诸将兵权时，对近 臣詹同谈到他的感想说：“（赵）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 代若也。”显然，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历史，给予了朱元璋极大的启示，为他日后 对待功臣宿将的政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此外像对宦官、宫闱实施严格的制度限制，防止宦官、外戚弄权等政策的提出和相关 制度的设立，也都是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有鉴于相关的历史教训而为。例如《明太祖 实录》洪武元年三月条这样记载：“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 ，败蠹不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 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 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使然。向 使宦者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注：《明太祖实录》卷31。）说明“史 传所书”的宦官之祸，使明太祖感觉到有必要在制度上保证不能发生宦官“预政典兵” 的事例，是保证国家治平的重要措施。
总之，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通过史书获得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于这些具体历史的理 解，在明初统治者的政治决策以及有关制度的建制方面，曾经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是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重要方面。
二、攘夺宣传优势，笼络两浙文人
如果说上节所揭示的史实是史学对明初政治影响的一些事实，那么，通过具体的修史 活动，达到攘夺宣传优势、笼络江浙文人的目的，则是明初统治者直接利用史学为其政 权政治服务的事实。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元史》的修纂。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明皇朝官修的第一部史书，也是二十四史中编纂得最粗率的 一部正史。从时间上看，自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攻克元大都，十二月明太祖即诏修《 元史》，其间前后两次开局，在明太祖不断的躬亲催促下，至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全 书完成，累计不足一年的时间（第一次开局时间188天，第二次开局时间143天）；从编纂 的人员看，前后两次纂修总共只有区区三十人，其间纂修人员还频频更换，三十余人中 ，除总裁外，二次参加史局者仅有赵埙一人。就在这种时间仓促、人员不稳定、前后的 编修工作极不衔接的情况下编纂的一代正史，其质量自然是难以保证。
关于《元史》的修纂，明太祖在他的修史诏书中说得极其堂皇，该诏书曰：“元虽亡 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元初君臣朴厚，政务简略，与民休息 ，时号小康。后嗣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阽危。间有贤智之士、忠荩之臣， 不获信用，驯至土崩。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诸所言行，亦 多可称者。卿等务直述其事，勿溢美，勿讳恶，以垂鉴戒。”（注：《明太祖实录》卷3 9。）俨然一付当初唐太宗的口吻。问题是，若从简单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学术 目的出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仓促上马，在丝毫不具备修史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草率修史 。
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看，当明太祖诏修《元史》之时，明皇朝的统一大业远远没 有完成。其时，元皇朝的政治势力刚刚撤离中原，长城沿线及西北、西南、东北的大部 分地区仍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存在着对明朝三路钳制的态势，而且此时的元皇朝还基 本保持着较完整的政府机构，时刻伺机着复辟，“整复故都”。按照后来谷应泰的叙述 ，当时北方的形势是：“（元）顺帝此出渔阳，徙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 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 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 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林祭纛，大举报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 日而救楚，岂得云情归之气，没世不复欤！”（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 元遗兵》。）北方的形势是这样，当时其他地方的形势也丝毫不容乐观。其中云南的元 梁王巴匝剌瓦尔密，还在与明廷对抗，甚至在《元史》修完二年之后，还将前来诏谕的 明使王祎杀害，以示与明廷的对立。此外四川明升的夏政权当时也是独立于明统 治的割据政权，据扼与明分廷抗礼。即使是明军刚刚占领的中原及湖广、闽粤等地区的 社会统治秩序也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而是在当时“久罹兵革，民生凋敝”，“比户空虚 ”，以及水旱之灾连绵的严峻情况下，阶级斗争形势依然紧张，人民的反抗也并没有因 新皇朝的建立而停息，例如小明王在西北的信徒就一直在活动，而且各立帝号，组建政 权，毫无承认朱氏新朝的意思。
除上述军事、政治上的危局外，同样使明统治者感到焦虑不安的，是江浙地区很多士 人依然钟情元廷，思想深处仍将元朝视为“正统”，而对农民起义起家的明政权表示蔑 视，更无意甚至拒绝出仕与新的明政权配合。他们在诗文中往往流露出怀恋旧朝的情结 ，如叶子奇虽已仕明，但是他的《草木子》，仍然称元朝为“国朝”，称元君为“圣上 ”、“上”。（注：《草木子》卷4上《谈薮篇》。）对于明初江浙士人的这种心理和思 想特点，钱穆先生《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作有缜密的考证和论述。（注：原 文载《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因此，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看，强调改朝换代的 合理性，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的正统政权，以及获取经济富度、文化发达的江浙士 人的支持，无疑是明皇朝当时一个迫切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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