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编纂的动议也有它的偶然性。由于明军在攻克元大都时，获得了元自太祖至 宁宗十三朝的实录及《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功臣列传》等一批官修史籍。 这一情况立即使激起了刚刚登极的明太祖的政治敏感，使他决意仿效唐朝以来新建皇朝 必组织人力设局修纂前朝历史的做法，（注：《元史》附录《宋濂目录后记》云：“昔 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于《晋书》，敕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 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即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 。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卓识，若合符节盖如是。”）抓住这个机遇，通过修史 ，在当时还未完全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中赢得社会对于自己政治上正统地位的认同，攘 取史学上的话语权。（注：按《元史》将徐寿辉所建政权国号“大宋”篡改为“天完” 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详参戴玄之《白莲教之反元运动》，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 学报》第3期（1985年3月）。）与此同时，通过召集江浙等地文人参与修史，达到羁縻笼 络此时对于这个由农民起义军转化的新皇朝尚处于观望状态的士人的政治目的。关于明 廷攘夺宣传优势的问题，可以从李善长《进元史表》所云“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 统”及“大明出而爝火熄，率土生辉；迅雷鸣而群响销，鸿音斯播”等话语体察出来。 （注：李善长：《进<元史>表》，见《元史》附录。）事实上，朱元璋在与元末群雄角势 ，发展自己政治势力的过程中，在对待政治统绪认同的问题上，也确实有一个持宋帜， 以宋统自诩，到抛弃宋号，承认元朝正统地位，打出承天命、继元统旗帜的演变过程。 至于笼络江浙士人的政治目的，则可从当时招聘的纂修人员大多是江浙间有影响的著名 文人而不用北人的事实看出。当时胜国降臣危素，虽深谙元朝史事，并有功元朝史料的 保存，却终不见聘人史局，参与修史。而从后来的情况看，明廷也确实达到了羁縻笼络 儒生的政治目的，其所征聘的所谓江浙“山林隐逸”，在这以后，绝大部分从拒绝出仕 、逃避征召，转而走向与明朝政权合作，出仕于明政权的政治道路。（注：参见罗仲辉 《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通过《元史》的纂修，明初的史学再一次与政治联系到一起。
三、重视历史教育的政治价值
利用历史进行思想教育，乃至进行政治和思想的控制，是明初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也是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一个方面。
明初统治者重视历史教育的政治价值，一个方面是表现在对于自己子孙的政治启蒙。 他们视历史为对自己子孙的政治教科书，不仅将史学作为子孙的必修课程，还常常以自 己丰富的政治经验讲解历史，培养自己子孙敏感的政治意识。例如《明太祖实录》洪武 元年（1368年）正月丙戌日条记载，这天，朱元璋“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 说经史何事”？太子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朱元璋遂问：“此曲直孰在？ ”太子对曰：“曲在七国。”朱元璋不以为然地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 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 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 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 君臣之义。”（注：《明太祖实录》卷29。按：一说明成祖朱棣改修《明太祖实录》时 所加。）
除了重视以历史教育自己子孙外，明初的统治者还更直接地将历史教育当作朝廷政治 行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予史学活动更直接的政治目的。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 统计，有明一代敕撰的图书大约二百余种，绝大部分是洪武、永乐两朝所撰，成于这“ 两朝者，超过半数，洪武一朝又几于两倍永乐”，达八十四种之多。（注：顾颉刚：《 明代敕撰书考序》，《明代敕撰书考》卷首，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而在这些敕 撰图书中，又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昭告、教育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历史著作，例如《资 世通训》、《志戒录》、《省躬录》、《精诚录》、《相鉴》、《臣戒录》、《辨奸录 》、《宗藩昭鉴录》、《武士训戒录》、《永鉴录》、《世臣总录》、《古今列女传》 等等。例如其中：
--《宗藩昭鉴录》成于洪武六年（1373年）。内容是“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 为劝戒者”。“书成，缮写为二卷，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序以进”，明太祖朱元璋亲“ 赐名曰《昭鉴录》，以颁赐诸王”。（注：《明太祖实录》卷80。）
--《资世通训》编于洪武八年（1375年）。这是明太祖因“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 ，乃著是书，以示训戒”而编纂的史著。全书共十四章，从君、臣至民、士、工、商， 分类辑录，其主旨是要臣僚要对君主绝对效忠“勿欺，勿蔽”，同时亦有“申戒士庶之 意”。（注：《明太祖实录》卷97。）
--《臣戒录》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时胡惟庸谋叛事觉，上以朝廷用人待之 本厚，而久则恃恩肆惟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尝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 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既成，赐名曰 《臣鉴录》，颁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注：《明太祖实录》卷132。）
--《相鉴》亦成于洪武十三年。是书的编纂，乃是因这年罢中书省，明太祖为了申 饬诸臣，遂“命儒臣与国子生取历代相臣，贤者自萧何至文天祥八十二人，为传十六卷 ；不肖者自田鼢至贾似道凡二十六人，为四卷。命编修吴沉序之，太祖亦制序冠焉”。 （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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