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戒录》颁布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此书又名《历代奸臣备传》，“其书采 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颂，使知所鉴戒”。（ 注：《明太祖实录》卷179。又参见《千顷堂书目》卷10“史部政刑类”。）
--《武士训戒录》颁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将臣于古者善恶成败之事少所 通晓，特命儒臣编集申鸣、鉏麂、樊哙、金日、张飞、钟会、尉 迟敬德、薛仁贵、王君廓、仆固怀恩、刘辟、王彦章等所为善恶为一编，释以直辞，俾 莅武职者日亲讲说，使之劝戒。”（注：《明太祖实录》卷194。）
--《永鉴录》、《世臣总录》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太祖实录》记载： “其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又辑历代为臣善 恶可为劝惩者，别为一书，名曰《世臣总录》，以颁示中外群臣。”（注：《明太祖实 录》卷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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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列举的史著可以看出，这些史著编纂的政治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表明明初的 统治者，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历史的政治教育价值具有清醒的认识，甚至是有些狭 隘的功利主义。如上述这种由统治者有意识地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选择不同的历史事 实，以通俗的形式分类编纂，来灌注自己统治意志的情况，在以往的史学史中还没有表 现得像明初这样突出。通过这些史学活动，史学与明初政治获得了进一步密切的联系， 使史学在明初的政治史中扮演出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也看到，统治者对史学的特 殊关注，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依照自己统治意愿，制造出大批大小卷帙历史著作的同时 ，也极大地遏制了真正史学学术，尤其是史学思想的健康发展，乃至使史学过度政治化 、庸俗化。从明代史学的发展情况看，明代前期的史学发展，重心是在官方史学活动方 面，而私修史学则相对薄弱，在一定意义上，与明前期统治者这种特殊的关注不无关系 。因为特殊关注，统治者才格外注意对史学的控制；因为特殊关注，统治者才格外注意 反映自己的统治意志，而不顾史学的学术要求，史臣们的工作也更多的是敷衍和搪塞， 从而削弱史学的学术性，使史学扮演政治婢女的角色，这也是明初史学不发展的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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