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是怎样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呢？
（一）他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途径。侯先生说：亚细 亚生产方式“是关系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 ，不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基 于这一认识，我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31页。）。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首次提出的，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它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并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 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之一，后来在《资本论》探讨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时又多 次论及。可见，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理论，而不是什么随意的“理论假设” 。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问题的 讨论。总的来说，这是马克思在研究古代世界时作为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即“古典的 古代”相比较而存在的“亚细亚的古代”。最初，它是作为东方古代社会的统称提出来 的。其要点是：土地国有、专制主义和农村公社及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对问题 的性质和指向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一场争论，首先是在联 共（布）党内，后来波及到联共（布）党外和国外，从而演变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大讨论。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答，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有如下诸说：原始社会 说，过渡形态说，封建社会说，混合形态说，东方奴隶社会说或奴隶社会变种说和东方 独特社会说等。可见，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能回避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侯先生经过 十多年的科学探索，于1946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注：该书原名《中国古 典社会史》，成书于1942年，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1943年，侯先生有机 会读到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俄文本，这是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重 要文献。读了这份重要的文献更增强了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进一步 阐发了他原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并将原书加以扩充，由5章扩充到14章，书名改 为《中国古代社会史》，1947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1954年修订该书时，接受白寿彝 先生的建议，改为今名，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上 述诸说的新说即路径说。这是在肯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社会性质的前提下，承认 东西方社会进入文明的路径因生产方式内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及其实现形式 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一种观点。根据侯先生的研究，东西方社会进入文明的路径不同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与氏族公社的关系上，东方与氏族公社密切结合，西方与氏族 公社彻底决裂；二是在财产所有制形态上，东方是土地国有制而私有制十分缺乏，西方 则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三是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东方是城市与农村的不可分割的 统一，西方是城市和农村的彻底分离和对立。具体结合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侯先生指出 ：中国古代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社会。与西方“古典的古代”相比，中国古 代从氏族公社进入文明社会走的是一条“人惟求其旧，器惟求其新”的维新路线。他认 为，殷周社会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社会，它始于殷末周初，经春秋、战国，至 秦汉之际而终结。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始于殷末周初的断案，侯先生是依据写作此书时 所得到的历史材料立论的。建国以后，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发现了大批早于 殷末的古代文化遗址，因此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此，他感到欢欣鼓 舞，诚恳地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充分体现了这位老历史科学家不囿于成说、与 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综观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它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在探讨“亚细亚的古代”的发展规律时，坚持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侯先生提出的路径说，就是在肯定东西方古代都经历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承 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而最大特色和突出贡献在于：对这种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比较，尤其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实际对“亚细亚的古代”的特点进 行了重点深入的分析研究，从而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语体系，因此具 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二是，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时，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侯 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关键在于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精 神实质。为此，他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已如上述。与此同时，他对殷周社会的生产方 式，从所有制形态到劳动力的性质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尤其注重对相关文献资 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辩析，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指导下使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学术体系。
三是，在坚持史论结合时，学风严谨。正如侯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 所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 见解”。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时，“严密鉴别古代文献里的资料”，如对 卜辞的“邦”、“封”，《周书》的“肇国”、“营国”的考释，对《书经》资料的引 用等，都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他说：“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 至少也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注：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香港）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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