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入手，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路径。侯先生说：“把社 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路径。”（注：侯 外庐：《韧的追求》，第118页。）如前所说，侯先生在1934年出版过《中国古代社会与 老子》一书。这是他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最初尝试。在这本处女作中，已 经表明了他根据社会存在研究社会意识的基本态度。1942年，侯先生在完成《中国古典 社会史》的写作后，即着手撰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期间，他根据新发现的马克 思的遗稿《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写了《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一书（1946年修 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时收入该书）。之后，他又用两年时间写成了《中国近世思想 学说史》一书。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探 索古代重大变革时期即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路径，那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则是 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另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即明清之际思想发展的途径。 随后，他又根据同一思路，与杜国库、赵纪彬等著名学者为《新中国大学丛书》编撰多 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从1946年至1951年，他和他的同仁们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该 书第一、二、三卷的编撰和出版。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他主持下，一方面对已出版的 《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进行修订；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完成《中 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至1960年，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和方法系统总结几千年历史思想遗产的五卷六本的通史体中国思想史著作。
《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先生及其学术群体--世称“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它 世经两代（40-50年代）历时15载（1946-1960年）始成，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史 研究的最高水平，为世人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堪称传世之作。综观此史学名著，可以看 到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如下鲜明特色。
一是，体大思精，规模宏阔，荟萃诸家思想精要。这是一部贯串古今的中国思想史巨 著，约300万言。第一卷在侯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杜国庠的 《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赵纪彬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后改名《论语新探》），叙述 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和思想的起源，西周的官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墨显学以及诸子百家 思想；第二卷叙述西汉思想，着重论述政治大一统与儒学的官学化，董仲舒的《公羊春 秋》学和王充的唯物论思想；第三卷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第四卷叙述隋唐宋元明诸代思想学术，涵盖了从经学到佛学，从理学到反理学等社会 思潮；第五卷叙述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夕的早期启蒙思想，对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思想 发展过程及其思想遗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和总结。
二是，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来划分思想史 的发展阶段，着重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既注意每一思想学说 与其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每一思想学说的源流演变；既注意思潮与学派的总体 研究，又注意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
三是，坚持对历史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既重视对正宗儒学和封建道统观 念的批判，揭露它们同封建专制主义的联系，又注意大力发掘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传 统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表彰其间所蕴含的人民性和启蒙思想；还注重 历史上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联盟，表彰其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
四是，实事求是，注重实证，不发空泛不实之论。
经过40-60年代初的不断探索，侯外庐先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 而在历史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气 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始 终贯串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阶段的 具体表现；坚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坚 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入手，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 性质特点；坚持从分析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入手，探索中国社会近代化的 途径及其近代化难产性的原因；坚持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入手，探索中 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 理论特色，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
三、坚持真理，不断进取和回顾总结时期
60年代中期，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一度中断。即使如此，侯 先生也没有停止过对于历史科学真理的坚持和探求。
70年代初，由“四人帮”一手导演的“评法批儒”的历史闹剧，对历史工作者来说， 是一场科学良知的大考验。在这场考验面前，侯先生始终坚持真理。他明确表示：儒法 斗争不是如“四人帮”所鼓噪那样，“贯串于整个中国历史，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 他说：儒法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但只是从战国到秦汉很短的一段。我们不能为了某 种需要而任意篡改历史。篡改历史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当时，我们正在编写《中国近代 哲学史》，侯先生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哲学史不提儒法斗争。”从这里可以看出侯先 生坚持历史真理的鲜明态度。
侯外庐先生有很强的理论原则性，不轻易放弃或改变经自己严密论证过的理论观点， 而不管有多大的政治压力。例如，他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自50年代中期提出以 后，就一直受到批评，但他并不介意。1979年，他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时，仍然 然坚持此观点，表明他在理论上的高度原则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外庐先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然而，他在病榻中仍念念不忘 研究工作，充分表现出一位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断开拓进取的顽强斗志和革命精神 。自1973年至1987年逝世前，侯外庐先生先后主编了《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 史纲》（上下册）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编辑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侯 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册）。还有，他在助手协助下撰写了大量纪念性文章，特别是 他本人的回忆录《韧的追求》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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