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汪先生，我们读过您的《史传通说》，很受教益。这本书以刘勰的《文心雕龙· 史传篇》为基础，列二十四目，“融通中外，参验古今”，在史学理论方面，多有精深 之见。您写作是书所用的文言文，亦深为钱钟书先生嘉许，誉曰“笔语雅饬”，这是很难得的，可否给我们谈谈您的治学历程？
汪：我对文史感兴趣比较早，也有些机缘。我1940年在上海出生，七岁时，就跟随父 母到了台湾。我在南台湾长大。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到1950年之间，正 好大陆撤退到台湾很多人。我父亲是安徽人，有很多安徽的同乡找我们。其中有一位，是安徽姓吴的，叫吴博全，他是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后人。他对文史有造诣，会作诗。据 他说，他的老师是前清翰林许承尧。许承尧也是安徽很有名的诗人。他在我家没事做，就教我中国古典诗词及古文，教我作诗。我们成了忘年交。我现在回想，他就是我的古 典启蒙老师。因为我们接受的已经是新式的教育，从上幼稚园、上小学，很少接触到中国古典的东西，经史旧学已不可能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获致，惟有靠旧学有根底的人引导 ，而我得到了这个机缘。当然这也是很偶然的。后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看“四史”的列传，看了感到很有意思。于是就决定考大学历史系。1957年进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四年当中，给我印象比较深而且帮助很大的是一位叫徐子明的老教授。他出身世家，家学渊源，四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古书念的很多，于旧学有极深的造诣。以后他又考上了上海的南洋公学，那时开始兴新学堂了嘛，在南洋公学他与陈寅恪是同班同学。后来他出国到美国威斯康斯拿到学士学位，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获西洋中古史博士学位，亦深通西学，1915年回国在北大教书，黄侃是他的结拜兄弟，傅斯年是他班上的学生。他虽然接受了西洋的教育，但他还是反对五四新文化，尤其是反对取消文言文，写白话文；他说提倡白话文，以后中国的文言文就没人能读懂了，大量的古籍也将成为天书。他因而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健将为仇雠。因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后他就转赴南京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又自中央大学转往台湾大学。他骂胡适骂的很厉害，而台大仍是“胡适派”的天下，他因出版《胡祸丛谈》一书而遭到排挤和孤立。很多人视他为“顽固派”，不选他的课，而且传言说他老古板，不喜欢女生，我太太与我同班，她都不敢选他的课。我选了他的课，成为他的“知音”，也成为他以救世之心教导的受益者。他开的课我都选了，有一整年，只有我一个人选他的课。他的专长其实是西洋中古史，因为选听的人少，他以后就不再讲这个课，而开古史选读，读《左传》、《战国策》、《世说新语》、《史通》等书。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解，这对我帮助很大。如果《左传》、《战国策》这些文字全部懂的话，你看《史记》、《汉书》以及其他古籍就不会有问题。1962年出国以后呢，我先在奥勒冈大学读美国历史，因为我既然到了美国，就要以美国史为主，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史，我很感兴趣。后来拿到了硕士学位，我转学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但在选择研究方向上，心里颇有矛盾。如果继续读美国史，由于研究的人很多，做的太细，美国史又短，所以论文题目做的很小，我觉得很没意思，恰好这时我在华盛顿大学遇到萧公权老师，他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相当有名的一个学者，于是我就跟他学思想史。在研究所，虽然在他退休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可我的论文等于是他指导的。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就到维吉尼亚教书。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美间成立了一个“美中学术交流协会”，从1980年开始，两国开始互派学者。我是第二届被派到中国的访问研究学者，这一届共22名。这样1981年我就从美国到大陆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旅行和研究，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大陆。当时研究学者必须有一个挂靠单位，我挂靠在上海复旦大学。我的研究题目是“章太炎研究”。这次到大陆，我很有幸认识了钱钟书先生，我跟他很谈得来。他比我长三十岁，当时他七十一，我四十一，我们也成了忘年交。以后我每次到大陆来，都去拜访他，昨天我还去看了杨绛先生，很高兴她的身体仍然健朗，还一起步行到街上吃馆子。我在八、九十年代来北京五次，与钱先生见过四次面，他给我很多启发，尤其是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在新版的《谈艺录》的序中，他还提到我的名字。我们通信很多，他给了我七十多封信。我写《史传通说》受到钱先生的启发，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序并题署书名，至今犹令我感念不已。我现在回想，这几位老师都是给我启发特别大的。我能写一点古典诗，能写比较流畅的文言文，与上述先生的教益和影响都是分不开的。我跟周一良教授也很有来往。我1981年来的时候，跟蒋天枢、唐长孺先生都有来往，还与两位唱酬过诗。唐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史学家。我最初写《史家陈寅恪传》的时候，还以为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他的治学风格很像陈寅恪。其实他是吕思勉先生的学生，不过他承认受陈寅恪的影响很大，他在一首诗中曾说是“教外别传”。与这些先生交往，使我获益良多。
问：从台湾大学到美国求学，您最深的体验是什么？
汪：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台湾的教育方法跟大陆差不多。可是，中国与美国却是有很 大差异的。差异在哪儿呢？我们在大学里，批判的能力没有培养，还是填鸭式的，老师 讲，学生记，最后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就完了，就是不训练你怎么样看问题，发现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做研究生，他们开了很多seminar，像是专题讨论会。当时台湾还没有，后来是有了。就是教授带几个或十几个学生，大家一块讨论 问题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也不晓得说些什么。这个要训练才行。另外练习写文章，我们写了很多，尤其是念历史的，所谓写paper，讲课其实变成次要的。你去找 一个书目，开始写书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无论在台湾或大陆，书评的风气都还没有起来，就是不太写书评。像美国的研究生，一个学期都要写很多书评，你看了书，就得 写书评。你看美国的学报、杂志，书评一大堆，几乎一半以上。这就是说，你看书，看书并不是说你看了就算了，你看了以后还要有批评，要有心得。做教授的也要写书评，表示你有这种审判的能力。像西方，的确是有这种批评的风气。当然人到底是人，譬如你被批评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可是他们有比较长久的传统，颇有一点“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味道。当然，百分之百是做不到，不过，就是学生批评了老师，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在大陆，熟人之间如果批评的话，可能感到不高兴，甚至压力很大。还有写文章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格式非常严格。文章的格式，比如像注脚，注的形式一点都不能马虎，如作者、书目、页码、出版年代，都注的非常详细，可是你又不能烦琐，如你的文章要引人家的东西，怎样引法，要明白而且简洁。讲起来这些跟内容是无关的，可是养成这个学术习惯很重要，所以后来我们写文章，注脚注释都是非常合格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出了一个标准手册，就是写文章要遵守的规则，你一定要按着手册的要求去写作，不然的话，编辑一定要你改。还有一点，到了研究院，我觉得西方对语文还是很重视的。尤其是念历史，除了你的母语之外，还要通过两门外国语，英语不算外国语。所以我后来选了法文和日文。不过现在的要求有所降低，就是上一下课，考试一下，考试基本上是笔头翻译，如把法文或日文译成英文，要求不是很高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外语上最主要的还是英文，不但会读、会写，还要听得懂，能够说，达到完全能够应用。这几点是我刚刚到美国，进了研究所，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