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实录》的编纂进程十分缓慢，到了天启五年，“迄今犹复如前，寂然不应也”。为此，天启皇帝对史馆成员的低工作效率提出了批评，天启五年正月，上谕“朕惟：史官无他业，专纂修为事。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载，而未告成，虚靡廪禄，各官职守何在？以后俱著入馆编摩，不许私寓逍遥宴饮，亦不得给假乞差，以致出入无常，稽误大典。仍限按月送馆，其修成实录，一年两次进呈，务在早完。特谕。”（注：《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这年三月，时已经升礼部左侍郎、不再兼翰林院事的薛三省，实在看不过去，考虑到“条例原发自臣，何敢终默然不竟初议”，“是用不嫌越俎，理牍上陈”（《催实录文册疏》），要求皇帝再次催促各衙门编纂文册。这年九月，薛三省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侍讲经筵。十二月，因与魏忠贤不合，辞职回家，从此离开了实录编纂工作。而《神宗实录》编修工作，直到熹宗去世仍遥遥无期。崇祯元年（1628年），继续修《神宗实录》。在崇祯的督促下，修史进程加快。崇祯要求起用薛三省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理府，兼《熹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以病辞而不赴。崇祯三年十月，《神宗实录》进呈。至此，前后花了10年时间。薛三省等受到嘉奖，皇帝再次要求薛三省赴任，但薛三省再次推辞了；崇祯七年，第三次要求起任，诏令到宁波，而薛三省已卒月余，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介（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乃据李康先所撰《行状》及《明史稿》而成。）。
与宋朝相比，明朝政府不太重视官修。明朝政府只对修《实录》还勉强重视，修正史不感兴趣，重修旧史更不感兴趣。如何看待这种官修的弱化现象？一般总将之归结为官修的腐败。我的看法相反，官修的弱化，是正常的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政府毕竟是政府，有更多的行政工作要做；修史，说到底是学者事业，让政府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来做这种事，是不现实的；过多依赖官修，对政府寄予很高的期望值，是一种错误的史学理念。政府有事实记载之责，档案保管之责；中国传统的左右史理念，应该从记载的角度来理解。至于修史，应该交由学者去做，政府不必代庖。把修实录当作国家大事来做，每次修实录要牵涉那么多现任朝廷高层领导，也只有中国才有的事。史官参与修史工作，有其长处，如了解朝廷情况，政治把关比较好。但也有其短处，官员大多是一些功利思想很重的人，他们不可能静下来修史。官场中的推诿、扯皮毛病，在修史工作中时有表现。政府只负责基础性的编年国史，放弃纪传体国史编纂大权，由学者负责综合性社会史写作，形成自然的社会分工，也许是一个进步。
二、广采故实，汇编文册
薛三省重视实录的资料搜集，重视实录的书法。天启四年作的《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主旨有二，“广采故实，谨酌凡例，以便纂修”。
决定一部实录编纂质量高低的要素：一是材料，一是书法，一是史官。史料的丰裕程度，直接决定实录的编纂。“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这是从理论上说明，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
明神宗一朝的历史记录，问题较多。“我神宗皇帝临御多年，而晚年政事则不无少弛。夫政弛则官守易懈，而史氏之纂注，遂成率略。况年久则故迹故湮，虽朝章之要务，亦多遗忘。”（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万历朝有起居注，但十分简略。万历朝起居注官，主要的工作是编纂《六曹章奏》。“神宗时，阁臣始议开史局，以东西十馆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乃以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日轮日讲官一员，专记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其《六曹章奏》，则选史官中年深而文学素优者六人分纂。因定常朝御门，日记注”（注：《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四。）。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六曹章奏》是六部上奏的奏疏，问题是仅有奏疏目录还是抄录了全文？从“凡奏疏留中而编纂所不及收者”来推断，《六曹章奏》应该抄录的是全文，且是经过皇帝批文、下发的奏章。所谓“留中”，就是未经皇帝批文、自然也没有收入《六曹章奏》的奏疏。“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说明《六曹章奏》内容不全。《万历起居注》记录工作也基本保持了，但内容较为简单，已经失去了第一手记录的真义。“圣明之举明，半销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诸于执事之人”（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内阁有《丝纶簿》，即条进稿底，“今起居注所不及注者，内阁《丝纶簿》则所具载”，这似乎是说，《丝纶簿》可以弥补起居注记录之不足。虽然政府有《六曹章奏》、《万历起居注》、《丝纶簿》，但要编纂出高质量的《神宗实录》，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自非今日先为广询博采，未免他日遂至挂一漏万，非所称一朝实录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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