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研究铁器牛耕呢？这首先应当感谢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其次，也是我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开始土地国有，后来土地又私有了呢？这都和生产力发展有关系。于是我又研究铁器牛耕。1955年在辽宁辽阳三道壕发现了一件西汉后期的大铁犁，长宽有40多厘米；1958年在山东滕县长城村又发现了比这件大铁犁更大的铁犁。这两件铁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引起争论，有人说能用，曲辕犁能拉动；有人说不能用，曲辕犁也拉不动。我问历史博物馆，他们说可以用，因为“从汉代画像砖中所看到的犁头，似乎也不小”。但我认为画像只是一个参考，真实情况还很难说，就决定亲自实验一下。1980年我三进中国历史博物馆，都是在陈列部和保管部领导和专家协助下量好尺寸，画出图样，反复核对的。学校方面由校工厂制作模型，到海淀翻砂厂复制。至1981年6月，由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李白华教授和阎立忠工程师协助，配制了两件华北传统犁架，一为双手扶，一为单手扶，用福格森165拖拉机牵引，在各种土槽、土壤中共试验了三次。我都拍了照片，记下实验数据，把实验结果写成报告，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由于我的研究，自认为中国古代至春秋中期才出现铁农具，战国中期才有铁犁，西汉前期还是用比较简单的铁口犁，至汉武帝时才出现全铁犁，还使用了翻土的犁壁。这时的铁犁与二牛抬杠结合，已是相当进步的耕作方法了。有人说唐朝出现曲辕犁，给农业带来革命，这话夸大了。我搜集各地壁画和模型等资料，发现自唐初至南宋的16件资料中，只有敦煌445窟牛耕图壁画有一件曲辕犁，其他都是直辕犁。曲辕犁到明清时期才有推广。我研究盐铁问题，是由研究铁农具派生出来的。
关于我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亦和自己的历史观有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研究政治制度有其必然性。现在有些人讲政治制度，谈到民主问题，都说是从雅典开始的。雅典的民主制是贵族民主，奴隶、妇女没有民主。欧洲中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讲：是黑暗时代，哲学是神学的奴婢。有人讲欧洲中世纪只讲后期争取民主，讲近代，则大讲实现了民主制度。如美国独立战争，发表《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发表《人权宣言》，都是大讲民主。后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挽救了民主。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向世界各国推广它的民主。真是资本主义民主“万古长青”。中国则不同，有人讲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以来，后代越来越独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清朝设军机处，更加集权。一直到近代袁世凯、蒋介石，不在话下。两千多年来，专制独裁到底！说来说去，中国不如欧洲，不如美国。
如果是这样，中国古代有没有政治文明呢？难道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吗？在两千多年中，对民族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从来不起积极作用而只是起破坏作用吗？难道只有“专制主义”，就没有一点合理的因素吗？我认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需要，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主要的政治文明。这个文明虽不尽善尽美，至少它的产生、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其前、中期是积极的、进步的。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及有效地管理大一统国家的问题，就应当充分肯定。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时代本部疆域（西域未计在内）：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包括了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在内；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秦朝的疆域与西汉接近，人口约为其三分之一强。如果不是秦皇、汉武创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体制度，要想有效地管理这样一个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自然与社会复杂的诺大国家，并推动其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将是很困难的。再如中央之设三公九卿制，是不是反映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九卿中有两个是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其一是典客，“掌归义蛮夷”；其二是典属国，“掌蛮夷降者”。两官之下都有一个庞大的部属官府，基本上不是压迫剥削机构，而是礼宾和管理性质的。《汉书·地理志》中的地方政区，少数民族地区叫道，汉族地区叫县，虽然不是民族区域自治，但具有特殊性质是肯定的。唐朝在北疆和西疆设置的都督府、都护府，都是民族聚集地，实行羁縻政策。辽朝实行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属于原始的一国两制。元明清三代实行土司制度，就是民族头人自治。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几千年来的民族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必由之路。因此，不要把中央集权一下子否定掉。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史，要看见政治文明，懂得政治文明，爱护政治文明。当然，对“文明”要有鉴别，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一分为二，实事求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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