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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4)

(四)
    不妨从“述往事,思来者”的角度,看一看司马迁关于“病有六不治”的论旨。
    “使圣人预知微”,作为假设应该洞察先机的“圣人”,指谁?
    这里又需略说圣名史。自从孑L子声明他没见过活着的圣人(注:孔子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见《论语·述而》。那末,孔子自我估计,是当时圣人吗?他死后,晚年四大门徒,子夏、子游、子张和曾参,意见无二致。前三人与曾参的分歧,在于子贡所称“天纵之将圣”的这位老师,有没有合格的继承人。据孟轲说,前三人“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遭曾参反对作罢。见《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从此孔门分裂,“儒分为八”,“皆自谓真孔子”(《韩非子·显学》)。),他的门徒便在谁可称圣的问题上,陷于纷争。相传孔子死后,子夏、子游、子张曾共同拥立有若为掌门人,因为曾参反对而取消。据孟轲说,有若尽管像孔子,却做不到以德服人,因而孔子与伊尹、周公、伯夷等一样,都是“古圣人”,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其身后尚无传人(注:今本《孟子》七篇,辨“古圣人”的言论甚多。孟轲力称孔子死后无圣人,可参看《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为说辞”章,《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章。孟轲以百年来继孔而生的今圣自诩,跃然简牍,不必待千年后韩愈《原道》推崇也。)。荀况否认孟轲有继承孔子做圣人的资格,说此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注:《荀子·非十二子》。关于孟荀学派对立,参看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所收《从孔子到孟荀》一文,该书由上海人民1983年初版,1996年增订本,页807~824。此篇乃我据周先生残稿和授课笔记综合整理而成,原载上海《学术月刊》1979年4期。)。他从学知言行等不同角度界定“圣人”的论说很多,也不否定有“圣臣”,但称道最多的是“圣王”、“圣君”,特别强调有“国”与有“天下”不可等视:“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注:引自《荀子·正论》。按此篇驳“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说,白杨惊注谓“擅与禅同”,后世注家多从其说。按,“唐虞禅”见于《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章。孟轲答语,声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但怎样解释古典相传的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历史呢?孟轲只好乞灵于“天”,编造故事,说是尧已荐舜于天,命舜治民,结果尧死后,舜避尧之子而居化外,岂知诸侯百姓都跟着他跑,于是舜只好回到“中国践天子位”。荀况主张“天人相分”,反对用天意附会人事,因而他驳“尧舜禅让”说,改“禅”为“擅”,决非无意。擅者,自专也,即谓尧可以自作主张,将天下大君地位擅自授予舜。在荀况看来,尧舜辞让其实都不得已,不得已的原因,就在尧晚年“不德”,无奈只好先嫁二女给舜,而后“任以事”(见《成相》“道圣王”节)。这符合荀况的人性论,所谓人性本恶,礼起于“伪”,由后王陆续制定的礼和法,不是“圣人”预设的人类行为规范,便是“圣王”为了惩罚越规行为的条例。荀况理想的“天下”,“非圣人莫之能有”,无疑在呼唤未来的大一统。)这位中世纪早期经学的教父,在秦汉一统帝国创建过程中的统治学说领域,权威远高于孟轲。他既然再三再四地宣称,唯有得天下的“天子”,才配称“圣”,那在多少受其影响的政论作者脑中,无疑起着导向作用。
    汉初仍然奉行秦朝的“挟书律”。首先破例的是陆贾。这位靠口辩说服南越国王向汉廷称臣而超升太中大夫的皇帝近侍,居然向自称天下“居马上得之”的汉高祖称说《诗》、《书》,又居然促使不改流氓习气的刘邦,命他著书,讲讲秦亡汉兴的道理。于是汉朝由汉臣著于竹帛的第一部书,便由陆贾写出了,名《新语》。[8]今本《新语》,也许不是原貌,但宗旨很清楚,就是宣称“圣人不空出”,“杖圣者帝”(注:引语见今本《新语》的“思务”、“辅政”诸则。),不言而喻,便是将在位皇帝刘邦,尊为活着的“圣人”。
    在这以前,曾起朝仪而博得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因为带絜弟子们名利双收,而被其弟子称作与时俱进的“圣人”(注:《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此篇记叙叔孙通曾为秦博士,在秦末到汉初的短短五年里,“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而他的最后也是最大的功业,便是窥知已称皇帝的刘邦,无法对付下属那班布衣将相“争功”,因而“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诱导新朝文武权贵在朝堂上遵守等级秩序,获得成功。刘邦大悦,说是“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即拜叔孙通为太常(原名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为九卿之一),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请求刘邦给弟子们封官,于是刘邦不问姓名,全部命其弟子为“郎”,即禁军侍卫。“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要务。’”)。但在《新语》受刘邦肯定以后,后来的学者们,岂敢随便把“圣人”之名,加到当世君主以外的本朝人物头上?(注:据《汉书》本传,叔孙通因起朝仪而在弟子中赢得“圣人”之名,时在高帝七年(200B.C.)。陆贾奉旨著新语,在何年?《史记》本传未载,《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系此事于高帝十一年(196B.C.),当据司马迁著《南越列传》所记陆贾事迹,与本传叙事次第比照后推定。迄今尚无史料可作反证。因此在陆贾《新语》问世以后,帝国高祖的无上权威,便足以使得帝国学者不敢逾其规矩。)
    于是,司马迁讲述扁鹊传奇医案之后,忽然插上一段议论,说是“假如圣人预先察知幽微,能够下令良医及早处理,那末疾病可以医疗,病人可以救治”云云,这话似乎没头没脑,但在了解汉初以来唯有皇帝才可以称作“今圣”,臣下对其言必称“圣主”、“圣天子”,就可知司马迁在这里所称“圣人”,非指别人,正是指在位的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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