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追求耳目口身的安乐，追求心理成就感的安慰，“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既然道德说教无法愚民，回到老子幻想的“圣治之极”，那该怎么办？有五种对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可下者与之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注释可看前揭《中国历史文选》上册，页136-140。）《货殖列传》的这段总论，是否如班彪、班固父子斥责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语。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于班氏父子的这段批评，有详细考证。）？另当别论。但司马迁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汉初七十余年”国家无事”给皇帝一份丰厚的遗产，“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注：见《平准书》。这是作者叙武帝前三十年史的引论。段末强调这三十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尤点明篇意。）那末由“利道之”以下的治国术的任何改变，都只能看作是“物盛而衰”的变迁，何况汉武帝信用的桑弘羊提出的国策，引导君主滥用权力与民争利，正是亡秦自致灭亡的最下策：“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业，犹自以为不足也。”（平准书“太史公曰”）
（五）
于一世纪末基本完成的《汉书》，也有它续补《史记》作者的专传。传中首次公布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他藉私人通信方式留下的内心独白，写于征和二年（91B.C.）夏秋之间（注：征和二年（91B.C.）七月，太子刘据，被武帝宠臣江充诬为“巫蛊”，起兵杀江充，与臣相刘屈矇所发兵，在长安城内大战。时长安卫戍部队的统领、护北军使者任安，受太子符节而闭军门不发兵，致太子兵败逃亡。事后武帝以为任安欲坐观成败，与被指纵放太子出逃的丞相司直田仁，均下狱腰斩。政变时，司马迁随武帝在甘泉，回到长安，田仁、任安已下狱。二人均为其友，他念及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曾致函勉励他既为中书令，当尽心辅佐太子，而此函尚未复，故作了《报任安书》。按西汉执行死刑均在冬月。可推断此书必作于征和二年秋冬之间。又按，司马迁卒于何年，在史学界向有争论。前揭《田叔列传》，末叙田仁坐纵太子，下吏诛死，族灭，其实已暗写任安之死。但他的《报任安书》，在东汉初班固《汉书》中首次公布，当得自班家拥有的宫廷藏书副本。据此推知，司马迁此书，或于送狱时被截留，没入宫廷，因而东汉卫宏说司马迁受宫刑后，“有怨言，下狱死”，可能就指《报任安书）被发觉事。因此，司马迁必卒于征和三年（90B.C）春以后。因为这年穷治巫蛊案，至年终才因田千秋上书替太子讼冤而缓和，而司马迁如果由于致书任安而受株连，当在这年间。）。那以后司马迁便失去了历史踪迹。
过了不到五年（87B.C.）汉武帝在杀死指定接班人的生母之后，命人画了“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也魂不守舍了。他死前曾忏悔自己“愚惑”，受方士欺哄，有病不愿“节食服药”；也曾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不明”，因穷兵黩武而横征暴敛，“扰劳天下”（注：参看《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89B.C）的引语。）；都恰好反证司马迁所指“病有六不治”，是对汉武帝君臣酿成“国病”的病因分析。
也许别有所感，司马光对于汉武帝死前两年“深陈既往之悔”的过程，铺叙尤详，称许此人“能尊先王之道”，“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注：同15页注②引司马光说。）暴君的忏悔真诚与否是另一回事，而他们的虐政却决不会随着权首的死亡而化作“仁术”。
不是吗？当初设计由皇家造劣币、禁民间煮盐铸铁，命商人申报财产以征重税等药方，以治疗皇帝总患用度不足的金钱饥渴症的，是赫赫有名的酷吏张汤。用恐怖手段达到搜刮目的，是张汤的本行。除了死刑、肉刑，他还发明了“告缗”、“见知”、“腹诽”等恶法。到他本人也被皇帝发觉“怀诈面欺”而自杀，短短四年里，全国因犯禁而处死的平民已达数十万人，中等以上人家大都破产，连财政大臣也因“反唇”论死（注：前引《平准书》“大农颜异诛”。大农即大农令，位列九卿，主持官府财政。颜异出身济南亭长，由小吏至大臣，因反对强迫王侯宗室购买定价四十万钱的皮币，当作朝贺例献的苍璧的衬垫，后者价仅几千钱，认为“本末不相称”，惹恼汉武帝，借别事将他交付御史大夫张汤审判。张汤原与颜异不和，审出颜异在门客私议盐铁等令难行时，“异不应，微反唇”，即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于是张汤奏报武官：“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司马迁说：“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据司马光考定，事在元狩六年（117B.C.），见《通鉴》同年本文及《考异》。）。司马迁目睹了这段过程，更看到苛政恶法没因张汤之死而中辍，相反由新任大农令丞孔仅、桑弘羊弄得越发精细（注：《平准书》记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经营盐铁事，三人都出身富商，“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元鼎二年（115B.C.），张汤死，其政敌也被武帝处死。孔仅任大农令，桑弘羊任新设的大农中丞，进一步推行工商都由国家垄断政策。《通鉴》据迁史，集中于这几年陈述汉廷以权力干预国计民生的过程，颇翔实。），这怎不使他叹息“医之所病，病道少”呢？
传统史家好强调“人亡政息”，其实不然。汉武帝死了，盐铁专卖等仍是国策。汉昭帝始元六年（81B.C.），蓄积已久的一场争论，终于发生。争论的主题就叫“盐铁论”。争论的详细记录被汉宣帝时一名任地方官的经学家桓宽编成《盐铁论》（注：据《汉书》卷六十六车千秋传附桓宽事，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以治《春秋公羊》，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即太守助理，秩六百石。所著《盐铁论》，唐代杜佑《通典》曾节引，宋代曾有刻本，至明弘治间始有耑桢校刻本流传。今通行本为清嘉庆间张教仁重校重刻本，后附考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即以张本为底本，增订本于198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以下所引《盐铁论》均据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的《诸子集成》本。）。桓宽根据宫廷档案编订的《盐铁论》，虽有左袒贤良文学一方的嫌疑，却没有刻意丑化桑弘羊，相反也详细录存了桑弘羊及其属官的答辩言论，包括出面主持争论的丞相车千秋竭力回避是非判断的圆滑发言，都与《汉书》等有关记载相符，因而可作本文讨论问题的佐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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