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民族生死关头“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1943年，中国人民浴血抗战已经艰难地坚持了六个多年头，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战争前途如何？人们对此万分忧虑。就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日寇野蛮占领、残酷统治的北平，却响起一位学者坚定的声音，他坚信中国决不会亡，他把自己的学术融汇到抗战事业中，“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并以他坚强的信念鼓舞数千里以外的朋友。这位坚定的学者，就是陈垣先生。他在此年写信给友人说：
“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鲇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未知南中风气如何？素患难，行乎患难，愿与同人共勉之！”（《陈垣史学论著选》，《致方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这份珍贵的资料，不仅记载了一位爱国者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坚持对日寇进行斗争的精神，而且体现出陈垣先生处在敌人残酷统治下，自觉地用自己的学术工作服务于抗日战争的思想境界。陈垣先生作为教育家和史学家，他对日寇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慷慨激昂地宣传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在课堂上，他用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意识教育学生；在研究工作中，他怀着对敌人斗争的高度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撰写史著，表彰历史上志士仁人反抗征服、恢复国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激励今天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烈火识真金”。民族解放斗争空前严酷的考验，磨炼了陈先生对敌斗争的意志，并为他的学术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
陈垣先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旗帜鲜明地提倡为抗战服务的“有意义之史学”，是对我们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进入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面对帝国主义一连串的野蛮侵略，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进行英勇斗争，表现出可歌可泣的伟大气概。陈先生走过的路，清楚地反映出中华民族这种优良传统。他早年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革命的办报人”。以后潜心治史，搞“实事求是”的朴学研究，以做一个正直的学者和教育家自励，而一旦国难当头，他大义凛然，立即把保卫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视为神圣的原则。他身处黑暗、危险、令人窒息的沦陷区，非但没有徬徨悲观，反而无比坚定，始终相信中国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并且把史学与民族斗争联系起来，指斥汉奸叛卖行为，打击投降主义气焰，鼓舞人民抗战意志。陈垣先生这种爱国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和发扬的。从史学发展说，陈先生在民族生死关头自觉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又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展。中国史学自孔子、司马迁起，即形成了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联系的传统，以后历代有识史家，都能把撰史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清初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近代以来救亡图强的史学思潮即是明证。如今，陈垣先生把著史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优良传统向前发展了。他在抗战时期一连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五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无论从著述之丰硕，或从思想之深刻和影响之广泛来说，这一时期都是陈垣先生著述的高峰时期。今天我们评价陈垣先生当年不顾生命危险，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自觉以史学报国的精神，深感其难能可贵，因而肃然起敬。虽然他这时还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著史以激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和业绩，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和文化工作互相呼应、息息相关的。
《明季滇黔佛教考》是陈垣先生自觉地把著史与民族命运密切联系而完成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撰著于1938——1940年，是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起点，所以特别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陈先生本人对这部著作也极为重视。书刚撰成，他便辗转寄给西南大后方的友人阅读，征求意见，并在家书中讲他完成这一有意义工作的激动心情。信中说到：
“《佛教考》尚未抄好。……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为得左右逢源之乐。”（《陈垣史学论著选》，《家书》，1940年5月3日）
他在另一封家书中又说：
“顾亭林言著书如铸钱。此书尚是采铜于山，非用旧钱充铸者也。”（同上，1940年6日27月）
那么，《明季滇黔佛教考》如何借论述“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等，寄托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本书达到了怎样的境界，而使陈先生体味到生平未有的左右逢源之乐？作为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一部名作，它有哪些主要成就？又产生了什么积极影响？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研究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和评价当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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