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激扬爱国精神，严斥变节投降
《明季滇黔佛教考》按其研究内容说是属于宗教史的范围。而当时，陈先生在宗教史领域已有卓著的建树，先后撰写有《元也里可温考》（1917）、《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火祅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基督教入华史略》（1924）、《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8）等著作，均以史料翔实、考订精审为人称道。陈先生开始研究佛教史是在抗战初期。特殊的时代环境，导致了他的研究旨趣与以前有明显的不同。1938年，陈先生撰著《释氏疑年录》一书。这一时期，他发现并利用了《嘉兴藏》本大量明清之际僧人语录。处在举国抗战的时代环境中，陈先生阅读这些佛教史料，发现明末清初滇黔二省佛教大盛，许多明末士大夫遗民出家为僧，乃是一种政治现象，即遗民以“逃禅”作为抗清斗争的手段，是他们表达忠于故国思想感情和坚持民族气节的行动。由于总结出这一规律，使陈先生极为重视这段历史的意义，认为它足以鼓励今天坚持抗日战争的人们。他把恢复当时历史真相、表彰遗民的爱国思想视为历史家的责任，由此真切地体味到史学与现实生活之紧密联系。由于陈垣先生的治学旨趣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因此《佛教考》一书在宗教史形式的背后，已蕴含着较前更加深刻而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内容。从形式上看，这部书记述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僧徒开辟之能力、明末乱世对佛教的影响等内容，而实际上，陈先生所要歌颂的是明末遗民的抗清意志。他在解放后写的《重印后记》中说：“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见《明季滇黔佛教考》，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本）这是对于本书思想蕴含的集中揭示。
《明季滇黔佛教考》的主要成就，在于对遗民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意义，作了深刻的阐释，大力表彰他们的民族志节，为抗战的民众和智识界奉献了一部爱国者的传记；同时严词斥责在民族危难关头投降变节的败类，褒贬分明，示儆世人。
本书卷五论述“遗民之逃禅”是全书重点。陈先生作这样安排的深刻用意，是把滇黔两省遗民的“逃禅”看作当时抗清活动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缩影。对此，书中有很精采的概括：“明末遗民多逃禅，示不仕决心也。永历之时滇黔实为畿辅，各省人文荟萃，滇黔不得而私。兹篇所举，特遗民之关系滇黔耳，非尽滇黔人也，若推而求之滇黔以外，所得更不止此。”（《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以下引文出自本书者随文说明卷数，不再另注。）卷前作者题识中也说：“明季中原沦陷，滇黔尤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岐。”书中表彰三种类型的爱国之士，谱写了一曲民族正气的赞歌。
第一种类型以钱邦芑为代表。他在明时即是有名望的官员，由于志节高尚，明亡后他在遗民中有很高威信。壬辰（1652）年，桂王任他为贵州巡抚。孙可望入黔，邦芑即隐居偏僻的乡村蒲村。许多不甘心受清廷统治的人便汇集在他周围，蒲村也成为邦芑和遗民们砥砺志节、传播故国文化的地方，“终日啸歌，或聚邑人讲学，播北水西，有千里负笈者。”清朝当局对此更加忌恨，孙可望一再对他威逼出任，邦芑遂剃发为僧，表示决不降清的意志，号大错和尚。书中引其《维州冤》诗，是邦芑任四川巡按时作，表达了他维护国家疆土完整、斥责投降退让的感情。诗云：“无忧城，祖宗地，尺寸土，安可弃！唐宰相，便私计，宋史臣，持腐议，朋党祸患虽一时，万世是非何可废！宋代君臣终斯志，燕云十六州委弃，无复意偏安，和议为国累，金元终得乘其弊，谋国之误宁无自！”钱氏对宋代君臣割地退让最终丧国表示愤慨，这正是他嗣后坚持抗清不仕的思想基础。清兵入关后，钱氏又以亲身见闻撰成《甲申纪变实录》、《甲申忠佞纪事》，留下珍贵的历史记载，陈先生称赞他：“严辨忠奸，激扬节义。”书中又引录了钱氏《祝发记》一文，借此极写他削发出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面对残暴威胁的勇敢斗争。因为邦芑在下决心祝发之前，三年之内孙可望曾逼召封官十三次，甚至“封刀行诛”，恐吓他不应召将被杀害，而钱氏却“义命自安，不为动也”。陈先生通过引述，又特别突出邦芑祝发是在矛盾斗争达到最尖锐的时刻。当时，一方面，孙可望胁逼更加凶恶，另一方面，邦芑身边正好聚集着一群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们前来祝贺邦芑的生日，赞扬他作为直臣，“汲黯有其骨，而学术次之”；作为隐者，“严光有其高，而气节逊之”。邦芑郑重地表示以此自励。次日，当地县令邹秉浩带着孙可望的命令，逼邦芑立即上路，“恐吓万端”。此时邦芑出家决心已下，故在此威胁面前，“谈笑自若”，当晚便正式当了和尚。周围的人“争相披剃”，三天之内随他一起出家的竟有十一人，无异演成抗议清廷的一次小型示威行动。
陈先生尤其表彰邦芑指斥汉奸的行动。当孙可望得知邦芑以出家向清廷示不屈服，感到又气又愧，乃让下属修书劝邦芑回心转意。邦芑以诗表示自己的志向，谴责孙可望的投降行为，诗云：“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识孤臣。心知官爵多荣显，只恐田横笑杀人。”孙可望更加恼恨，命令将邦芑逮捕论死。在被解向贵阳路上，必死无疑的时刻，邦芑口中占诗，表达以死报国的心迹。当时陈先生日日处在日寇威胁之下，对于出处、生死当然想得很多且深，他认为死必须有价值，为国家民族去死，是值得的。而能勇敢于面对死亡的人，则必须靠长期培养成高尚的品质。所以陈先生评论说：“求仁得仁，非养之有素者不办。”这是评论历史，也是评论抗日时期眼前发生的事情。书中还评述了钱邦芑令吴三桂陷于窘境的一件趣事，他责骂吴三桂之子，吴三桂闻知后却厚颜为自己解嘲。事见《庭闻录》所载：“康熙元年，吴应熊给假省父，四月至滇，遇大错和尚于贵州道上，出语不逊，应熊执以见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儿正堕其奸计。’”陈先生对此也极赞赏，称赞他一再使奸臣叛贼陷于窘境，而又对他无可奈何，故说：“大错和尚可谓游戏人间者哉！”
陈垣先生对钱邦芑“逃禅”行动如此作详细记述并予以高度赞扬，其用意很明显，即把钱氏事迹为明末遗民爱国思想的代表。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我们今天讲爱国主义，是指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平等、团结的各兄弟民族一起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处在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他们对于“爱国”当然不可能这样理解。我们应该承认，在当时，入主中原的满族与汉族之间属于征服与被征服的敌对关系，而且满族统治者征服中原，是伴随着对汉族人民的残酷杀戮进行的。满族下层大众对此没有责任，而应由满洲贵族负责。因此，站在当时汉族士大夫的角度说，他们的爱国，只能是怀恋故国，他们坚持抗清，不与清廷合作，便是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表现，足以扬名后世；而象吴三桂、孙可望之流屈膝投降，帮助满洲贵族统治、杀害汉族人民，则是可耻的叛卖行为，定然遗臭万年！我们当然不能颠倒是非，去赞扬吴三桂一类汉奸。陈垣先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来赞扬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的。他认为这种崇高精神被后代志士们继承发扬，所以最后才能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并且，这种精神与抗击日寇的民族正气也正一脉相承，这正是陈垣先生表彰钱邦芑等人物的现实战斗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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