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一位正直、勤奋、渊博的学者，当他把学术与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跨入新境界之后，将会迸发出令人惊异的创造力，做出更加卓著的成就来。陈垣先生正是这样。继《明季滇黔佛教考》之后，他一连写出《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等著作。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环境越恶劣，压力越大，他却写得越多、越精彩，其原因，就是自觉地把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中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精华，视为“抗战根本措施之一”。启功先生对此曾回忆说：“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陈垣）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是爱国主义的崇高感情，推动他进入学术的高峰时期。
《明季滇黔佛教考》一著成，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陈垣先生撰成此书后，将稿本辗转寄到西南大后方，并请陈寅恪先生作序，据柴德赓先生所述，由于“这本书确实充分地表达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很多西南朋友读了，非常感动。”（见《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含义深刻的序，高度评价了援庵先生的爱国思想和历史见识，同时表明他与援庵先生志节相同、肝胆相照。序言说：“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遯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叙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中肯地指出《佛教考》的意义，在于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因而具有政治史之深刻内涵；同时昭告世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两位学者都一致地斥责可耻的投降行为，以保持民族气节自励。两位爱国史家围绕本书的这一思想交流和相互鼓舞，堪称为抗战时期史坛的佳话。
《佛教考》所形成的激扬民族正气的鲜明风格，以后在陈垣先生抗战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发展。陈先生本人对此曾加以总结，他于1950年致友人书中回顾说：“此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指1937年所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尽于此矣。所著已刊数十万言，言道、言诤、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耳。”（转引自陈乐素所撰《陈垣》，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陈先生正是以阐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来达到“报国”即坚持抗战的目的。这些著作中“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的共同思想，即由《佛教考》激扬民族正气的宗旨一以贯之、发展而来的。
譬如，《清初僧诤记》是为指斥汉奸卖国求荣而写的，明显地与《佛教考》严斥投降变节的思想一脉相承。书中把木陈忞作为丧失气节的反面典型加以鞭挞，如卷二写木陈忞应顺治之召，南归后踌躇满志，以新贵姿态骄矜欺压其他僧人，当时即被费隐斥为“大坏法门”，卷三指责木陈“不惜轻车一出，遂至声名扫地”，成为一个遭后世唾骂的“枉作小人者”。写木陈忞，就是怒斥当时的投降派小人。又如，《佛教考》中强调志士仁人的爱国心是恢复国土之所依赖的观点，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也得到明显的发展。这两部书所述时代、地域、宗教不同，但是激励爱国精神的宗旨却如一。陈先生在此书中对光复国土的信念表达得更为强烈，《卷首识语》说：“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愈广，人民愈生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来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他坚信中华民族必将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并且表达出对我们民族经历这场劫难后将获得更大发展的坚强信念。
《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更把《佛教考》形成的著述风格向前发展，进一步把考辨与议论结合起来，深刻地评价史实的意义，慷慨地抒发作者的思想主张。正如白寿彝先生在纪念陈垣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时撰文所说：这部书“对《胡注》进行‘隐藏在文字里的想思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是结合着《胡注》的议论和表述的史事而发挥援庵先生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因而“代表了援庵先生后期著作中的丰满的成就。”（《要继承这份遗产》，《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0日）陈垣先生撰著《表微》一书，即要把长期被掩盖的胡三省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发掘出来，用来鼓舞抗战事业。细读此书，可以发现其中许多论点都与《佛教考》前后相衔接。如书中进一步阐述生死观，《生死篇》说：“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生死之宜，固可由修养而得。”深刻地论述坚守民族气节的重要性和平时加强自身修养的意义。书中还论述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尤当民族生死关头更是如此。《治术篇》讲：“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平生不腾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之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均见《通鉴胡注表微》，中华书局1962年版），陈先生还特别写了《评论篇》说明史书中的正面评论，具有代表一时代之论议和申明作者之思想见解这双重意义，矫正有些人的偏颇看法。这样，由《佛教考》开始形成的学术风格至此更入佳境，所以《表微》一书才被学术界视为陈先生治学的总结性著作。
陈垣先生在八年抗战中以史学为武器坚持斗争，他已经自觉地把学术工作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他继续跟着时代前进，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解放。他在北平解放不久，于1949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的公开信，劝胡适转向人民，并且宣告他本人已经确立了“研究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双重任务”的观点。这表明陈垣先生在刚一解放就发自内心地确立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学术研究，是他治史的新起点。而从发展的角度看，陈先生接受历史唯物论的指导，确实是他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之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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