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起相是又一种类型人物的代表，即西南文人之佼佼者。清初人称他为明末文章巨手，《遵郡纪事》评价他“行文如烈马驭空，游龙戏水，不知其来。”黔志记其《平水集》有百余卷。《蜀经籍志》谓其集多至数百卷，而后散失殆尽。起相在变乱中当了和尚，先遍走吴楚诸山，以后到贵州南平水里掌台山，故号掌山老人，隐居三十余年，对于传播故国文化、培养当地人才有很大贡献。《明季南略》称：遵义人才之开，其功最巨。陈垣先生据所见到的诗文，高度评价其民族气节。卷五举出他一首《传衣寺看杜鹃花有感》云：“杜鹃花发杜鹃啼，不问心知并帝西，空忆怨魂迷望帝，何期旅色动滇鸡。湘江水冷痕留在，阆苑仙归月欲低，深院疏簾容客到，花光缺处补山齐。”认为此诗深沉地表达出起相的亡国之痛：“词楚声凄，零泪欲滴，孤臣之心可知矣。”
第三种类型人物以皮熊为代表。他原是武将，明亡后逃禅，而志在复国，心中仍然燃着恢复江山的希望之火，这是更可贵的。据《小腆纪传补遗》载：皮熊原以功被封为定蕃伯，清兵攻黔，皮熊战败，后“祝发于水西之可渡河。既永历被执，有常金印者，与坤（按，宣慰司安坤）谋反正，熊亦使蜀人陈进才给放劄付，招集部曲。事泄，熊走避乌撒，三桂执至云南。时年八十余，背立不顺命。诸降将往省之，熊称引古今忠义，追叙国家败亡之故，词意慷慨，积十三日不食死。”《存信编》亦记：“熊于己亥年祝发为僧，隐水西山中，谋兴复不克。康熙四年正月，吴三桂灭水西，熊被获不屈死。”陈垣先生由滇黔遗民志存匡复，联系全祖望所记东南遗民逃禅的隐志，全氏说：“易姓之交，遗民多隐于浮屠，其不肯以浮屠待宜也。”语见《鲒埼亭集》退翁第二碑。陈先生极赞黔滇遗民内心蕴蓄的志向与此正同，“既已出家，仍不忘复国。”
明末遗民抗清不仕以至志谋复国的高尚志节和行动，是与另一种人屈膝投降、趋附新朝的卑劣行径相对照的。因此，陈先生在表彰民族气节的同时，必然要有力地鞭挞变节行为。前述对孙可望、吴三桂的揭露便是作为钱邦芑等人抗清行动的反衬。对于为虎作伥的小人，陈先生也顺带以蔑视的态度揭露其丑态，如卷五说：“邹秉浩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怜人也。”对书中这段话，当时有的老先生不了解作者用意，觉得是“不雅之词”，在本书出版前曾建议陈先生删掉。而陈先生是有意为之，既是评史，又是怒斥北平沦陷时为日寇卖力的小人，故对这段话仍保留不删（参见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见《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为了激扬爱国精神，陈先生还运用了对比手法，对不同人物的处事为人作出鲜明的褒贬。卷三对比了明季两位著名的诗僧木陈忞和担当。木陈多年在东南活动，担当是云南名僧，二人均善诗，交情也厚。木陈主持东南坛坫，而对担当极为延誉，故担当作诗对木陈表达知己之感。而陈先生所着重的是二人的政治态度，以此评定担当的思想境界远在木陈之上，他说“然木陈趋附新朝，逢迎少帝，与担当之高卧苍山，挥毫自在者，冷热殊途矣。”木陈忞曾于顺治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五月应召到清朝宫廷，为顺治祝延圣寿，极受顺治皇帝优遇，不仅赏赐隆厚，且多次到馆舍看望。陈先生把木陈忞作为明末遗民的对立典型来批评，故在卷二论“法门之纷争”即斥责他：“木陈为张势力，不惜趋附新朝，卒受‘宗门罪人’之诮，见雍正五年硃批李卫奏折，可为僧人大戒。”卷三还对梅溪和尚与野竹和尚作比较，写他们的辩才。梅溪在清朝官吏大中丞田雯登山，二人问答时，对曰：“长啸古弥陀，高歌尧舜世。”当了和尚，还要如此曲意奉承，吹捧新朝。所以陈先生直斥之曰：“曲学阿世，神狐露尾”，“恶用是谄佞为哉！”而野竹和尚曾寓楚雄福城院，建极居士向他索句，他写下题句说：余未经学，安知工诗作序，“不过一条棒到处打风打雨，以继先宗而已。……建极居士以一笑索余偈，余不得已。乃书曰：‘但尽凡情，别无圣解。’”对比之下，陈先生评论野竹所书之语“尚为质实，胜梅溪之饰智矜愚，色厉内荏者矣。”
激扬民族正气、指斥投降变节是贯串于全书的主线，不但糅合在上述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中，而且体现在全书表达作者政治见解的议论之中，下文还须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由严密考证向自觉体现时代精神之飞跃
严密的考证，原是陈垣先生继承、发展乾嘉学术而运用自如的方法。《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若论史料蒐集之精审、功力之深厚，足可与陈垣先生以往的一些名作相媲美。他将尘封多年、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与《续藏》中所收清初僧人语录二百余种认真加以阅读，择取有价值的材料，此外又收集许多藏经未收的散本、写本语录，从这些纷杂的材料中爬梳剔抉，发前人未发之覆，对片断分散的材料作出新解，用力之精勤是很突出的。然则本书最大的特色却不在此，而在于：陈先生将他原来擅长的考证，与站在时代高度对人物思想倾向的剖析、抒发民族正气的精辟议论结合起来，这就使他的著作焕发出新的光彩！由于陈先生做到把明遗民逃禅的抗清行动视为当时士大夫爱国精神的缩影，透过宗教现象而发现其背后的意义，因此，他从这部著作开始正面大量发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义的议论，实现了由严密考证向更高层次——自觉体现时代精神的飞跃，所以才使他体味到从未有过的“左右逢源之乐”！充满爱国感情的议论与严密考证相结合，是本书又一主要成就。
陈先本在书中一再高屋建瓴地论及一些富有时代意义的问题，如：明季西南宗教风气盛行与社会政治有何直接关系？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有何现实意义？在民族危难之际，怎样对待个人的出处、生死？这是陈先生以前的著作所少见的。他论述了宗教时代的关系，深刻地指出许多士大夫遗民由于亡国的痛苦而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的心理，他说：“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唯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留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精神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陈先生还含意深刻地论述遗民的爱国精神是留给后代的思想财富，说：“范蔚宗所谓‘汉世百余年之间，乱而不亡，岂非诸君子心力之为乎！’”并且一再论及生死问题，卷五再次强调只要能坚持民族气节，那么生死可随其自然，就都是有价值的。他说：“胡一青、皮熊不知僧名，幻闇黎、眼石不知俗名，然皆能勘破生死，故可以生，可以死，顺其自然焉。”这显然抒发了著者冒着生死危险坚持与日寇斗争的壮烈心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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