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议论更为精警之处，是陈垣先生笔意纵横，借论述僧徒拓殖、艰苦开辟不毛之地，而尖锐地谴责腐败的统治者断送了大好江山。在卷四中，陈先生搜集了大量材料证明：“滇黔之开辟，有赖于僧侣。”“无人到处惟僧到，无人识路惟僧识。”并且赞叹僧人富有探险精神，又不避艰苦，勇于跋涉，“滇黔新辟，交通梗阻，人迹罕至，舍僧固无引路之人，舍寺更无栖託之地，其不能不以僧为伴，以寺为住者，势也。”嗣后笔锋一转，沉痛地感慨大好江山竟遭沦丧！他说：“按祖宗之遗我厚矣，似此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乃我父老昆弟，优游卒岁，淡然置之，徒使三五缁流，託足其间，刀耕火种，是自弃也。诗曰：‘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岂不痛哉！”在日寇占我半壁国土的特定条件下，陈垣先生引用《诗经·山有枢》的诗句，乃是斥责统治集团把祖国领土拱手让给敌寇的巧妙笔法。
陈先生在书中自觉体现时代精神的特点，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以是否保持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为标准，评判一切人，做到烛幽抉微，见解透彻，对我们富有启迪意义。
他指出，明末遗民中有的人功过各有，不能因其过而掩其功。只要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原则问题，都应严正地作出评价，毫不含糊。如卷三论杨文，他原以画闻名，为董其昌、吴伟业所推扬、倾倒。但他与马士英有戚亲关系，故“干士英者辄缘以进”，借杨氏以托情求仕，故为世所诋。但陈先生认为他的过失不应掩盖他的民族气节，故此郑重地记载他抗清及殉难经历：“福王时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常镇，兼督沿海诸军。清兵破南京，命鸿胪丞黄家驻苏州安抚，文袭杀之于嘉定，遂走处州。唐王立，进浙闽总督。顺治三年七月，清兵入闽，文急移军仙霞关，清兵已间道先入，不能御，退至浦城，被执，不屈死。”陈先生还特别强调人们对杨文为国死节的肯定，说：“世亦亟称之。”
凡是坚守民族气节者，不让他受到掩盖或曲解，而凡是辱没气节者，则不让他谬得虚名。因此对于前人赞扬不合事实者，书中也公正地加以揭示裁断。如卷三论陆天麟，他与石峰宝月等僧人交往密切，故得到“以气节相砥砺，不更仕新朝”的评语。陈先生作了深入分析，穷其底蕴，论定这种称誉与事实不符，指出：“集中有僧友石峰、息尘、慈衲、云庵、谈空、宝月诸上人，禅味诚为浓厚。然吾读其诗，有乱离之痛，无故国之思，知其身家之念重，故国之念轻也。”关于陆天麟经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何时参加岁贡考试，陈先生指出记载矛盾之处：《黎县志》所载为康熙时岁贡；李坤为陆天麟《烟坪诗抄》作序，改为明岁贡，《滇南遗民录》遂据此列其为遗民。陈先生判定《黎县志》所载为得实，因为集中有宝月上人一首云：“宝月上人，予故人也，壮岁为僧，莫知所往。今与友辈走町小试，偶遇曲江邑中，坐谈而别。”他的诗句中也有“笑我青衿销绿鬓，念师白足耐黄尘”之句，陈先生据此判断说：“则其乱后赴郡应试，已自言之矣。”然后又举出陆天麟第二次为求仕而赴试的事实：“集中又有辛丑岁初抵滇城一首。顺治十八年辛丑，云南补加庚子乡试，疑即乱后赴省试也，澂江赵士麟，即本科举人，卷上昆明送麟伯赵孝廉会试有云：‘都门会试期吾党，马首题诗拟隔年，假使朝廷推谕蜀，滇南文物让君贤。’何尝有不仕新朝之意，欲为赵士麟而未得耳！”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陆天麟实在称不上保持民族气节，“身家之念重，家国之念轻”，对他正是确评。陈先生还联系到历史上士人急切谋求个人仕进、将故国抛到脑后的教训，指出陆天麟与那班人如出一辙，所以应受到责备。陈先生务求历史上功过善恶昭然无隐的做法，在抗战时期确有征戒世人的现实意义。
象这样站在时代高度对人物思想倾向进行剖析的特色，我们还可以再举出卷三对王弘祚的评述作为又一有说服力的例证。王弘祚，字懋白，云南永昌人，原为明户部郎中督饷大同，明亡后仕清，官至兵部尚书，晚年退仕后，曾表示发心学佛。《宝华山志》载其致僧人见月的信，示忏悔之意，云：“第自通籍以来，日在风尘劳攘中，忽忽三十余年，都向忙里虚度。客春自揣黔技久穷，马齿渐长，具疏引年，获遂丘壑之志。去冬抵金陵渐憩，距灵鹫峰头咫尺，尚未得沐慧海之清澜，饫醍醐之精液，何缘艰一至是耶！先致慕悰，嗣图斋沐身心，顶礼法座，俾三十年大寐，一朝顿寤。”据此，陈先生剖析了王弘祚极力想掩饰自己仕清行为的心迹，严肃地指出他并不值得同情，相反地应受到谴责，故说：“综其一生，无灾无难，蹑足公卿，有何可悔？假令大同一役，戢影云冈，访刘孝标之遗踪，效文祖尧之高蹈，未必即为饿苹。乃不此之察，唯阿苟容，既返江南，闻文祖尧、杨永言之遗风，岂不自惭形秽！”并且进而论定王弘祚丧失民族气节，不仅是一人之耻，而且辱没云南全省：“迨乾隆传贰臣以辱降虏，云南竟得弘祚一人，全滇为之失色。君子悲其以一念之差以至于此也，悔何及矣！”这是郑重地告诫人们：处于危难关头，必须对坚守民族气节作出明确的抉择，丝毫不能动摇，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以“坚守民族气节”作为评判功过的最高标准，使陈垣先生对一些问题能突破旧的框框，提出新的见解。如明代宦官一向受人唾骂，但陈先生发现宦官中也有志节高尚的人物。他举出《戴南山集》中述及和尚犁支写了有关南明抗清的记载，引起戴名世的重视。陈先生评论说：“犁支虽阉人，然国变后能学道，又能留心当代史迹，盖有心人也。”故加以表彰。陈先生还以锐利的眼光，对同被指责为明末两大权奸的马士英、阮大铖提出应区别对待的新看法。他说：“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证据见刘銮《五石瓠》，又据《明史·马士英传》：“清兵破扬州，逼京城，王出走太平，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杭州。……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被禽，诏斩之。”陈先生认为正史与笔记所载相符，当属事实，并评论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南京既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
总之，陈垣先生把热烈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作为鲜明的标准，贯穿于《明季滇黔佛教考》全书之中。他所言“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就是要自觉地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发扬民族正气、鼓舞人们抗战意志的时代要求。时代的推动，使他跨出了考证学的局限，不再满足于广征史实、辨其歧异、究其原委，而要做到把考辨的深厚功力与精采的议论分析结合起来。因此《佛教考》的撰著对于陈垣先生毕生的治学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陈垣先生学术升华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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