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文中已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了原始生产力、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三大生产力形态的转换过程①。如果从社会变迁模式转换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历史的全过程，那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较清楚。人类最早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在原始生产力形态下，人类处在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没有生产剩余，也没有阶级，生产和生活方式都非常原始，社会变迁属于Ⅰ型模式，是处于经济零增长和偶然的微增长的相对静止的社会状态中。大约公元前10000年到8000年前，人类开始向农业社会过渡，这是生产力的一个飞跃。 在农业生产力形态下，有了经济剩余，也就有了阶级，有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经济极其缓慢的微增长。尽管社会规模扩大，城市与商业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增长率是极低的，文化基础的积累率也低，文化传播是缓慢的，因此农业文明的持续（即文化惯性）和社会结构都有高度稳定性，这样的社会变迁一般是Ⅰ型模式与Ⅱ型模式的结合。在农业生产力形态下发生的主导生产方式的变革，如西欧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转换，东欧从农村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转换，都属于Ⅲ型模式或Ⅳ型模式，但都是在超常的外来因素影响下发生的灾变或突变。就世界诸古典农业文明而言，则是社会变迁的渐进连续性大于突破性，向巨变型变迁模式的转换是不明显的，社会的宏观变迁如此缓慢，以至黑格尔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都误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没有历史可言。
两百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形态，人类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变迁的形式才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换。马克思写道：“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②。由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是在崭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方式，社会财富的形态和积累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经济因素上升为支配社会发展速度的主导力量；加之大工业都市的兴起，世界商业网的建立，知识革命的发生，就使发明、积累、传播在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加速增长。一个国家（社会）的技术装备、发明与生产品愈多，它的物质文化的装备和积累就愈大，与此同时，它的新的文化积累也增长得更快。特别是经济自组织的持续增长机制的形成，大大地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这就是典型的Ⅲ型变迁模式。停滞的传统社会开始变成不断变动的社会，从糊口到温饱的农村社会开始向丰裕的都市社会过渡。这就是近世以来西方国家的快速的、不稳定的发展的社会特征。在由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新的世界经济体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一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而自发的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从而产生一种不同一般文化传播的特殊传播效应--“现代化效应”（modernizing effect）③， 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的社会变迁，这就是典型的Ⅳ型变迁模式。可见，近世以来的世界性的发展过程，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是从Ⅰ型、Ⅱ型传统变迁模式向Ⅲ型、Ⅳ型现代变迁模式的一种基本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说的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从微型变迁模式向巨型变迁模式的基本转换？这是研究历史发展动力遇到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的说来，社会的历史运动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网络系统之中，任何巨大的社会变迁都不是单因素（变量）或少数因素（变量）促成的，而是众多因素（变量）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几组因素是：生物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生物因素具有长久稳定性；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都是慢变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有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两大相关变量处在经常变动之中。社会机体的运转处在这些因素形成的互动作用体系之中，是受到发明（广义的发明包括社会创新）、积累、传播、调适四种力量所推动。大体说来，社会变迁的速度取决于多因素的作用，但物质文化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基础。物质文化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与文化积累率。在生产力水平低的社会里，超经济权力大于经济权力。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独立影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被解放的程度而逐渐增大的。政治因素对社会发展的独立影响，则由于经济因素作用的增长而相对削弱。
根据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社会变迁模式的根本转变的力量来自现代工业生产力对有史以来的各种自然形态的生产力（如人力、畜力、可再生的植物性能源）和简单机械力形态的重大突破。这一大突破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推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但归根到底是体现在创造了高的经济增长率上。从远古一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的社会财富的增长都是异常缓慢的。因为社会财富的绝对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人口也在增长，只有社会财富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才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积累与社会进步；只有保持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财富增长，才可能保持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率长时期实际上等于零，有时甚至是负数。从公元1000年到175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远远低于0.1％，因此尽管贵族过着豪奢的生活， 整个社会始终是处在贫困的糊口经济的水平。只有高经济增长率才带来了现代经济持续增长，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才出现了一个飞跃。在18世纪期间，西方世界的国民所得年增长率提高到1％到1.5％，从蜗牛式的爬行一跃而为四轮马车式的经济发展率。工业革命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年增长率约为3％，这好比从马车跃进到火车式的经济发展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高达5％以上， 这好比跃进到飞机式的发展速度了。现代工业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经常处在快速变化中的社会，其根本的奥秘就在于其经济增长具有明确的导向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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