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者认为，《史记》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中，有四个“两栖因素”，或称之为“互通因素”、“跨界因素”，即想象性、直观性、抒情性和倾向性。这四个因素既是“史家之绝唱”所固有的认识特点和表达方式，又是构成“无韵之《离骚》“的文学特质的重要因素，下文就这四个方面作简要的阐说。
《史记》作为“实录”也具有想象的特征。西汉中期的学术文化都具有“想象”的特征。不管是历史，是哲学，是文学，都很有想象力。形成西汉中期学术文化具有想象力特质的条件有二：一是以屈原、老庄为代表的南楚文化的影响；一是空前统一繁荣的汉帝国的出现，开拓了文人学者的胸襟与眼界。时代赋予他们以想象的气质。司马迁把想象力引入史学，神游于古代的精神世界。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评论时说过：历史学家要发挥想象力，把思想感情融入历史，去神游古人的世界。⑨《史记》中有些传记就是靠发挥想象力撰写的。如《屈原列传》、《伯夷列传》。梁启超先生否定史学撰述需要想象力，因此，也否定《屈原列传》的价值。他说：“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比如屈原，人格伟大，但资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对这类人，在文学史上讲他的地位是应该的，不过亦可作很短的小传，把史传未载的付之阙如……⑩殊不知，历史是充满了生气、有血有肉的人类的活剧，它之所以被描述成千篇一律的枯燥干巴模式，大多是历史学家忽视了历史认识的想象力所致。《屈原列传》正是发挥想象力，把思想感情融入历史，去神游古人世界的产物。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山祖维科对历史认识中的想象力的作用的看法与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相类似。柯林武德进而指出：历史认识中有艺术认识的类似性，想象的特征同样为历史认识所具有的。当然他认为历史想象力是构造性的，历史画卷的构造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必须与历史本身一致，必须有历史的证据，历史家与小说家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家则有双重性的任务，他不但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而且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象是他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条件的画面（象是他们实际发生的那样）（11）”柯林武德认为除此区别之外，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之间，在运用想象力方面的相似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维科、柯林武德、陈寅恪等主张把想象力引入史学的主张，可以启迪我们去研究《史记》文史兼擅并美的奥秘。司马迁凭借历史的想象力，神游古人的世界，塑造了许多富有文学典型意义的历史群像，并被历史学家奉为修史楷模，誉为良史之材。从艺术真实的原则去衡量《史记》，司马迁把想象力引入历史学，使《史记》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描绘的真实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在描写人物和事件时，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再现当时的环境氛围和人物的精神面貌，对场面和细节加以合理的补充和渲染，使人如临其境。如写荆轲易水告别，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12）；“鸿门宴”写樊哙闯入宴会厅，用“披帷西乡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13）写蔺相如秦廷夺壁后的盛怒，用“因持壁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14）写廉颇晚年居魏思归赵，“赵王使侍者视廉颇尚可用否”，“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都显系运用想象力的合理夸张，此外，《史记》中的外形（相貌、服饰等）描写和心理描写也都借助于想象力。
《史记》作为“实录”的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它的直觉性。“历史学在认识过去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直觉意识”。“历史认识直觉性的真实内涵在于接触大量历史文献之后所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总体意识，从而产生出历史感；在大面积地考察历史遗迹、实物、地理环境之后所形成的对历史氛围的体认，从而产生与以往历史的沟通感；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取得足够的社会经验，从而形成一种与以往社会的联系感。上述三个内容铸出一块特殊的透镜，使历史认识的直觉性成为可能”（15）。如果上述这种理论能够成立，那么，司马迁做为史学家的条件完全与上述三个内容规定的要求相符合，而且很典型很完备。人所共知，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里，乃父司马谈是太史令，学问渊博，精通天文易理，对古代历史和先秦各派学术思想都很有研究。司马迁二十岁以前从父学习，又曾向当世第一流大学者孔安国习《尚书》，从董仲舒习《春秋》，使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史学根基。他“二十而南游江淮”，游览名山大川，考察文物古迹，深入民间，接触社会，调查研究，搜集史料。任郎中后，有机会跟随武帝出巡或奉使西南夷，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做太史令，职掌天文历算和宫廷图书，使他能饱览“石室金匮”的大量秘籍、档案和各种史料，又曾与邓平等人主持造太初新历的活动，遭李陵之祸后升华了他的史识，深化了他的史学，激励了他的史才，使他“获得了坚实的历史感，体会到强烈的历史气氛”，并具备了投身社会实践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
司马迁在“本纪”、“世家”、“列传”中写了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历史人物，表现其个性特征和政治倾向，展开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真实而又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通过某些心理神情的描绘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及其心理独白来突出人物性格等方面的卓异成就，可以说他是借助于直觉意识，通过直觉理解来完成的。他一方面靠博览历史典籍，寝馈其中，咀嚼品味，从而获得生动的历史感，一方面又漫游祖国各地，访古调查，亲临其境，真切地体会往昔的历史气氛。他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努力培养自己的直觉能力，获得与古人的沟通感，联系感，从而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司马迁史识中的直觉性在《史记》中有多方面的体现，最突出的表现在伯夷、孔子、孟轲、屈原、伍子胥、信陵君、蔺相如、荆轲、项羽、陈涉、李广、张良、陈平、韩信等人物的纪传里。这样写历史人物的心灵、情绪、人格、意志、才华和理想，只有用司马迁特有的直觉来理解才有可能捕捉。司马迁写孔子、晏子、屈原等他所仰慕的人物时，常常用一句“想见其为人”的话来概括他接收恢宏的历史发出的信息，以及他考察历史遗迹、实物、地理环境之后所形成的对历史氛围的体认。这方面最典型者如《伯夷列传》，本来时代久远，没有多少史料，而司马迁几乎全靠直觉意识来理解这一历史人物，“载伯夷叩马而谏，父死不葬之语”，“伯夷饿死于首阳之事”是凭直觉能力形成的历史感“增益”而成的。若以史实考之，错综震荡，不可捕捉。包罗远而感慨深，正是史公凭借直觉意识，临文踯躅，疑有疑无，徬徨追赏的产物。“形成《伯夷传》之妙，妙在诞古人精神，使人于若不可等处得之”（16）。再如刘邦鸿门脱险有：“从郦山下，道芷间行”（17）至军中的记载，称帝后衣锦还乡在父老摆下的筵席上，反复抒写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的感伤（18），都是凭直觉体认历史氛围而成的。再如写项羽垓下悲歌，更是凭直觉能捕捉的典型例子。周亮工老夫子疑惑不解地诘问：“垓下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19）司马迁借助于直觉意识来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使历史充满了生气，有血有肉，让读者体会到强烈的历史气氛，并不失为“实录”“信史”的价值。欧阳修对这种直觉意识在史学中的妙用，似有体悟，他说：“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怪事，乃知古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欧阳修“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的疑惑，恰好说明宋人修史，缺少司马迁那种直觉意识，那种生气勃勃的历史感和现实生气灌注的历史氛围。
前人论《史记》的“实录”原则缺乏总体上的把握，仅强调它的史学品格而忽视他的文学品格，原因是从作家主体心态方面作深入系统地研究不够。笔者认为研究《史记》，忽视司马迁从创作实践中所获得的《离骚》式的“发愤以抒情”的自觉性，将无从把握《史记》成为伟大文学作品的原因和价值。必须看到抒情性是《史记》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的“实录”精神的重要个性。笔者认为，《史记》上承屈骚“发愤以抒情”的传统，以史学形式抒写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史记》中的许多历史人物是“情变所孕”，“激于义理”的产物。屈原和司马迁都以悲剧式的人生昭示当世与后人的，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执着于美政理想的追求，沉江而死是慷慨的人生悲剧；司马迁“拳拳之忠，不能自列”，执着于“名山事业”的追求，忍辱不死以完成《史记》是惨怛的人生悲剧，两人百年同心。清人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说：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太史公为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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