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正直、善良的历史学家，无不对人类的前途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希望摒除历史上的黑暗和邪恶，走向光明的未来。而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忧患，正是史家对人类历史发展经验总结的结果；也是史家认识历史问题的价值尺度。史家特有的道德观念和强烈的责任感正是发源于此，因之也就极为明确地体现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
求真。这是对史家的责任要求和道德要求。历史学中的求真同自然科学中的求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历史美学中的真，是已经经过实践主体化的真，因此，这种真既包含着史家主体意识（责任感、道德感）的努力，也包含着客观的历史，一部史书写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尊重历史事实，亦即求真。班固评述司马迁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7）。刘知几在《史通》中言及的“善恶必书”“秉笔直书”，也是就史家的求真问题而谈。实践证明，越是求真求实的史著，就越能为不同时空下的史家所接受，就愈容易达到认识的统一。
求善，是史家对史学功能的基本要求。史家的实践是有目的性的，但这种目的只有和人类整体进步发展的普遍利益相一致，才具有客观历史的价值。这样的目的性活动乃是最高的善，它不仅包括对客观历史善的描述，也体现了史学主体对善的道德追求。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真正的历史著作产生于人们对历史记录的功能的自觉的认识，在中国古代，这个自觉的认识就是，认识到历史的记录可以用为借鉴”（28）。所谓“资治通鉴”、“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都是强调重视历史的经验为现实社会服务，从而使现实社会朝着健康的方面发展。这种“以史为鉴”的求善观念，不仅要求史家描述出历史中的善恶美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起到警世的作用。尽管善恶美丑对于不同时代的史家来说有所差异，但对于那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美善的赞誉和对于阻碍社会发展的恶丑的鞭挞，是“以史为鉴”的核心内容。对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作用，不仅资产阶级史家作出了高度评价，从大量马列主义的史著中同样可以看到。而对于暴戾恣睢、荒淫奢侈、鱼肉百姓的夏桀、殷纣之流，历代史家的批判是一致的。
求美，是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从客观上讲，人类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犹如一幅令人荡气回肠的画卷，人类社会涌现的英雄、悲剧、喜剧以及人类自身跌宕坎坷的命运，不仅是艺术家的主题，而且更是史家的主题。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角逐争斗贯穿于人类社会漫长岁月之中。而正义终究战胜邪恶、进步终究战胜反动、光明终究战胜黑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正是社会美的本质所在。而史家的追求恰恰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只要是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为人类社会万象幻变而叹然，为浩若河汉的人类思想的光芒而激动不已；为人类的祖先们创造的璀璨多姿的文明而震慑。从主观上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恰恰是史家所追求的美好境界。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美的角度来评价的。追求史学的美是千百年来史家的愿望，这种追求就规定着史家有可能客观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规定着史家美的认识方向的一致性。
求真、求善、求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史家从哪个角度入手，都会发现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求美本身也就是求真、求善，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29）。远古时代的史和诗常常是融为一体的。荷马史诗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史的特征，现代史家对荷马时代的历史认识许多是借助于荷马史诗，而考古学家的发掘，也证实了特洛伊城的存在。对于我国古代的《诗经》，许多史家在自己的著述中常常引证，“雨我公田，遂及吾私”，成为划定古代生产方式的一条佐证。而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家罗素更是明确提出：“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存在着据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许多争论。我想，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30）所谓科学是谈其求真的一面，所谓艺术正是谈其求美的一方面。历史学恰恰包容了二者。
真、善、美构成了历史美学的基本要素，它规定和限制着不同时代的史家要想达到超乎前人的高度，必须按照历史美学的基本要求去认识历史，而这些基本要素是超时空的，凡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史家才称其为真正的史家，凡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史家，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有可能趋近于一致。
有人也许会以“真、善、美是相对的”，来反驳我的论点。实际上，我在本章的开篇就已经阐述了，历史美学具有双重性，它的发展变化特征决定了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入，它的稳定连续特征决定了历史认识的继承性和相通性。由于历史本身的历时性特征，决定着历史的不可逆性；而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又决定着历史的永恒性。很难设想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经过千万年后就变成假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社会美的本质特征，也同样很难设想这一必然规律在经历若干年后变成非美或丑的。所以说历史美学的超时空性是由历史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无论史家的功利原则、价值观念、审美情感、道德规范有何种差异，它们的产生都必然依赖于客观历史，脱离了客观历史就称不上真正的历史认识。一切以客观历史为认识对象和前提的史家，都承认历史是发展的，人类社会是曲折而又进步的，从三世说到进化论的出现，从“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使之对客观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程度不同，但毕竟是程度的不同而非认识方向的不同，这是史学主体认识存在一定的一致性的原因。因此，我们相信一切以追求“真、善、美”为准则的史家，一切以客观历史为前提的史家，既不会将历史的罪人描绘成人类的英雄，也不会将历史的退步看作是人类的希望。对希特勒这个人物，不管再过多少年，人们也不会将他歌颂为人类的救星。正如I·伯特在《历史的必然性》一书中所说：“当有人对我们说：去判断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应当公正地添上克伦威尔的名字--的屠杀是愚蠢的，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作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