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成熟，以及史料信息的开放和沟通，决定着史家认识趋于一致的可能
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之始，史学研究就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了史学界的两大革命：第一、没有一种史学方法可以称之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孤芳自赏了，多元的科学的史学方法已经不再受民族、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普及全球。第二，随着信息爆炸以及世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史料信息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共有的财富。正是因此，过去由于史学认识方法的单一以及史料的局限而引起的偏见纷争逐渐减少，史家间的认识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一趋向也同样意味着史家认识的一致性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可能。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大量科学研究和认识的方法常常被贴上阶级集团的标签，象伽利略、爱因斯坦、米丘林的科学认识都曾遭到所谓“对立阶级”的批判。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更不待言。就连西方学者在确立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上，也不否认“它是一个与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32）而史学方法更为一些学者称为不同的“集团假说”。如阶级分析法被视为无产阶级史家的专利，而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又常常被封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这种将科学研究方法划归于意识形态对立中去的做法，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将科学的史学方法同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已成为现实。在西方学者的一些新的史学方法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坛上，系统科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也已不是什么禁脔。这不仅预示着人类认识历史趋于深刻，而且也为史家认识的一致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多元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正为认识历史提供着诸多的途径，这些科学方法之间起着互为参数互为验证的作用，历史的不可逆性使得史家的认识在如何经受实践的检验上遇到了障碍，因之科学的史学方法之间的结论验证原则对于史家来讲就尤为重要了。当我们采用某种科学的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并得出结论时，还很难确定这种结论是否真实准确，如果我们用更多的科学的史学方法反复加以论证和认识，对于结论是否真实准确，就有一个较为透彻的把握了。所以说，史家掌握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为认识的一致性创造了条件；其二，虽然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多样的，但科学自身的统一性决定着研究方法的科学方向是一致的，殊途同归的原则制约着一切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史家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说兼容并取的研究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家所接受。
任何一个史家提出一种新的见解的时候，人们所要关心的一般是看他引证的史料是否是真实的可信的。而在当今社会，史料信息再也不能成为某个史家随意剪裁藏匿的东西了，你若想让人相信你的判断是真实的，就必须公开你所引证的史料。因此史料的公开化不仅弥补了过去由于史料不足而产生分歧和缺陷，而且也制约着史学主体的选择行为。尽管史家对史料有其选择的权利，但主体的选择只能在现存的迟早公开的客观的史料中去选择，而绝不能随意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材料。史料公开的程度越大，史家间的信息交流越多，其所依赖的史料就越真实可信。关于瓦尔德海姆在二次大战时期的情况，南斯拉夫的一位史学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而国际史学组织迅速派出人员去查阅有关档案是否象那位史家所引证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信息社会给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过去由于史料的不同而造成的历史认识差异的问题，今天在很大层度上得到了解决。所以库恩指出：“对历史学家，诘难法一般都用不上，这种共有的原始资料往往最能说明共同体的结构”（33）。
五、结语
上述解释只是笔者就史家主体认识存在一致性的问题作了一番探讨。就其本质而言，上述可能性都是客观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在史学发展中的客观表现。就其特征而言，上述解释只是一种趋势的分析判断，若要史学主体认识一致从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在两方面掌握历史认识一致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
（一）列宁指出：“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34）在历史认识的进程中，历史认识的一致性具有相对真理的特征，许多差异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可能达到一致，而许多过去较为一致的认识经过时间的延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差异，它的真理界限也正是在这一对立统一过程中“时而扩张”、“时而缩小”。把握这个辩证关系，史学主体的能动作用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而对于那些出现差异的历史认识，只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依据历史认识的继承性原则、历史认识的自律性原则、历史美学原则以及历史科学方法的共通性等，排除影响阻碍历史认识深入的因素，通过史料的挖掘、史实的考证、科学历史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史家间的广泛交流，就能达到新的认识的统一。如关于上古时代的年代问题，史学界曾长期出现争议，随着碳十四测定技术的出现和史学家的各自努力，对于上述问题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对于那些由于人类整体认识水平所限而形成的暂时一致的历史认识，则需要史家悉心研究，于平常处寻突破，及时捕捉发现这种认识的罅隙。通过证伪等方法，以达到促进历史认识深化的目的。例如过去人们总是将人丁兴旺与生活富庶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两大标志，但此种认识到了本世纪则受到挑战，人口的膨胀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是单一的互协关系，这一理论上的突破，又对史家如何客观的认识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起了重要的深化作用。
（二）史家自觉地运用辩证观点评估自我史学认识，是促进史学群体认识形成一致的关键。库恩在《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中写道：“对于历史学家，科学发现很少是可以归之于某一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的单一事件。”（35）历史认识的深化并非某个史家个人可以胜任的，是众多史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任何史家都应将其历史认识放入一个开放系统，即此种认识不是最终的、丝毫不可否认的，它不过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对任何伟大的史家的评价都只能是相对而言。只有将个人认识纳入开放系统中去，才不致造成历史认识的绝对对立。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来看待，同样也要遵从这一规律，否则也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开放的系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在本文结束时，需要说明的是，历史认识的一致性不是绝对的，只要人类的思维还向前发展，历史的认识就不会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是历史认识的一致与差异的交替出现，才为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关于历史美学问题，西方和苏联都有此方面的研究。如苏联科学院哲学所A·格雷加著有《历史美学》（197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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