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命与人事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天命与人事，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史学二重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秦时期，天命在人们的心目中极其重要，被视为至高无上的至上之神。认为王朝兴亡、国家治乱、祸福寿夭等，无不由“天命”决定。当时的“人”(天子)和“民”(一般人)都要受“天”的主宰。所谓“天亦惟休于前宁人”③(《尚书·大诰》)，“天生烝民”(《诗经·大雅·荡》)，“天亦哀于四方民”(《尚书·诏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对“天命”产生了怀疑，《左传》记载了春秋时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国和“六鷁退飞国宋都”的现象而发出询问：“吉凶焉在？”周内史叔兴私下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把陨石坠于宋国国都、六鷁鸟倒着飞，都看成是自然现象，认为这跟人事吉凶完全无关。吉凶，本是由人决定的。这已包含了对“天命”决定吉凶的否定。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国国君命人祈福，《左传》记载了左嚚对此事的评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值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何其明显！《国语·周语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又昭公十八年，郑人裨灶预言“郑又将火”，《左传》记载了子产驳斥裨灶的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而且还记载其结果“亦不复火。”(《左传》昭公十八年)在子产眼中，天道与人事是无关的。这些记载，反映了西周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观已经开始动摇，而人事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尽管如此，“天命”决定社会面貌、视天为人世间最高主宰的历史观点仍然存在。先秦史书的修纂，无不受此影响。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在历史认识上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进步。
司马迁开创了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述史体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其重人事思想的集中表现。《史记》将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为撰述的目的。其中，“本纪”以记帝王为中心，“世家”和“列传”则因“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辐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假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夏、商、周、秦之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是人为而非天意。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
同样，夏、商、周、秦的灭亡，也是人为的结果，不关天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卷2《夏本纪》)，终被商汤所灭。商纣王“亲小人，远贤臣”，自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淫乱不止”(《史记》卷3《殷本纪》)，为周武王所灭。周厉王“暴虐侈傲”，周幽王“荒淫无度”，终致“周室衰微”“政由方伯”(《史记》卷4《周本纪》)。秦王朝“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二世而亡(《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对于秦亡这件大事，他肯定了陈涉的历史作用，认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卷48《陈涉世家》)。
司马迁十分强调人的智谋作用，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国之将兴”的征兆，反之，“贤人隐而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史记》卷50《楚元王世家》)把得失成败、安危存亡归于人事。司马迁对项羽英雄一世的记载和评论，更能见出其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他一方面对项羽充满赞颂之情，另一方面，对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前所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卷7《项羽本纪赞》)认为项羽由胜而败，不从自身所作所为去认真找原因、汲取教训，而用“天亡我”来推卸自己的失误和责任，是十分荒谬的。
当然，司马迁有时也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如：认为商的始祖契是他的母亲简狄吞卵有孕而生，说周的始祖后稷也是其母姜嫄履巨人迹有孕而生，把历史上商、周、秦、汉的开国都看成是上天的旨意。甚至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也是取决于刘邦是个龙种，等等，带有一定的天命色彩，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班氏父子的史学二重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班彪是两汉之际著名的史家，撰有《史记后传》《王命论》等。其史学思想的二重性倾向十分明显，其一，维护刘氏正统。王莽败亡后，天下群雄割据，班彪避难于天水，为军阀隗嚣所器重。但班彪却规劝隗嚣归顺刘汉。他对隗嚣说，周朝之覆灭，原因在“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汉朝虽“国嗣三绝”，然“危自上起，伤不及下”，百姓仍“思仰汉德”，故理当归顺于刘汉政权。班彪还提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至。”(《后汉书》卷40《班彪传》)其二，认为刘汉复兴既是“神器有命”，又是“高祖之大略”所致。班彪在《王命论》说：“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时遭暴乱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汉书》卷100《叙传》)承认“神器有命”，认为汉绍尧运早已著明于《春秋》，有汉兴之符应。同时，班彪又认为，刘汉之兴是刘邦“信诚好谋”的结果，他说：
信诚好谋，达于聪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汉书》卷100《叙传》)
即高祖的雄才大略，最终成就了刘氏的帝王之业，可见其重人事的思想也很突出。班彪还曾将高祖兴汉的原因具体归纳为五条：“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汉书》卷100《叙传》)前三条属天命范畴，后二条则为人事之体现。这五条原因的归纳，正实实在在体现了班彪史学的二重性特征。
班固全面继承了班彪史学的史学思想，以“宣汉”为主旨，用神意史观来解说汉朝统绪，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彰显大汉功德。但班固并非无原则地褒扬汉朝，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基本上做到了如实地、实事求是地宣扬汉代的进步，对汉代的弊端直书不隐，不为汉讳，使《汉书》成为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一代信史。班固称赞司马迁治学勤奋，学识渊博，有“良史之材”；称赞《史记》网罗宏富，“博物洽闻”；称赞《史记》“文直事该”，是“实录”之作等等。班固借评司马迁和《史记》以寄托自己的志向，尊司马迁和《史记》为楷模。宣汉与实录恰是班固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二重性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