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吴怀祺先生曾发表《论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较早提出了这一认识，侧重从封建统治者的二重性需求探析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后又将其认识写入专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88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42—450页)。周文玖先生受其启发，撰写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二重性》，刊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卷，认为“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既与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二重性需求紧密相关，又是认识的局限性使传统史学不能突破神意史观所导致”。本文借鉴二位先生的认识，侧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讨论史学的二重性。
②朱东安先生认为“一部好的史学著作，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原因有三：一是它的自身，一是社会对它的评价，一是研究者自身的追求。以下几点认识对此多有参据。见《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
③这里的“宁人”是指周文王。意为：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
④此“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者，是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一事。载曰：“太史曰：‘崔杼弑其君。’崔子(即崔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⑤刘家和先生认为：董狐“所记的实际上是一种判断，按照当时的政治伦理标准来说，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见《史学、经学与思想》第1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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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Z].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张煦侯.通鉴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原文刊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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