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依《左传》之体改编班固《汉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撰成《汉纪》，以“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作为编纂《汉纪》的指导思想，所谓“立典有五志焉”。宣称要使“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汉纪》卷1《高祖纪》)。细察全书，荀悦既重人事，又尊天命。他提出：“大数之极虽不变，然人事之变者亦众矣。”(《汉纪》卷6《高后纪》)即天命之大数是不能变的，而人事则存在着很多变数，不是任由天命摆布的。又说：“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则妖伪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汉纪》卷10《孝武皇帝纪一》)强调“尊天地”“敬鬼神”，更重视“绝奇怪”“正人事”。荀悦还提出了著名的“三道”之理，即“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血失其节，而妖物妄生”。唯有“正身以应万物，则精神形气各返其本矣”(《汉纪》卷13《孝武皇帝纪四》)。认为人们要想不违逆天地人之理，必须“正身”。可见其对人事的重视。
另一方面，《汉纪》中不仅宣扬汉绍尧运、永得天统的天命皇权论，而且宣扬灾祥报应、天人感应思想。如《汉纪》开篇详细叙述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意在宣扬“汉为尧后”。《高祖纪赞》更是系统表达了自己的天命史观，他说：
高祖起于布衣，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汉纪》卷1《高祖纪赞》)
荀悦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成就伟大的帝王之业，原因在于“历数所授”“神祇所相”“神人之助”，其天命观何其鲜明。荀悦还积极鼓吹灾祥报应、天人感应，所谓“云从于龙，风从于虎，凤仪于韶，麟集于孔，应也。出于此，应于彼。善则祥，祥则福；否则眚，眚则咎。故君子应之”(《申鉴》卷5《杂言上》)。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安邦治国也是如此，“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汉纪》卷6《高后纪》)。
陈寿的《三国志》也宣扬天命皇权思想。如《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破袁绍之事时说：“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认为五十年前黄星的出现，即是曹操破袁绍的预兆。五十年后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天下莫敌”，正是黄星之瑞得到了验证。这一记载，暗示曹魏代汉，是天意使然。又如记载蜀称帝，在两道劝进书中列举了符瑞图谶十几项，以示天命所归；记载吴称帝，则以吴中童谣为证；记载晋代魏，则说“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等等。陈寿总在用天命来说明朝代的兴和亡都是合理的，是不可违背的。
同时，陈寿十分强调人为的作用，如在《魏书·武帝纪》中又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卷1《魏书一·武帝纪》)认为曹操“明略最优”，能“运筹演谋”“总御皇机”，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肯定了曹操的作用，也即肯定了人事的作用。《蜀书·诸葛亮传》是这样评论传主的：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蜀书·诸葛亮传》)
陈寿把人事在历史兴衰变化中的作用看得多重要！整部《三国志》，重视人物品第，写出了众多栩栩如生各具特色的人物，既充分体现了魏晋之时代风貌，也充分体现了陈寿重视人事的思想。
在天命与人事关系上，范晔史学思想的二重性特征也很明显。《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论述光武中兴时，范晔充分肯定了刘秀的人为作用，说他审时度势，与兄定谋起兵；昆阳大战，勇武建立奇功；兄长被杀，韬光养晦全身；经营河北，废除王莽苛政，收降铜马(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一支)余众；平定天下，及时与民休息，等等，很显然，光武中兴，离不开光武帝的个人人为作用。另一方面，范晔又将刘汉再兴归于天命。在叙述刘秀定谋起兵前，特意记载了宛人李通等人“以图谶说光武”一事，其谶语曰：“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即是根据这个谶语而与李通等人起事于宛的。叙述刘秀登基前，记载了他当年在长安太学的同学强华从关中捧来一个匣子，里面装有《赤伏符》，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有了这个神符，也就有恃无恐地当上了皇帝。甚至在《光武帝纪赞》中，大谈刘秀出生时及起兵后的各种怪异现象，如出生时赤光照室，这一年县界有嘉禾生。起兵后舂陵城上有王气笼罩，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说刘秀当为天子等等，感叹：“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足见范晔宣扬天命论，相信“王命天授”(《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唐代统治者有很强的史学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先后诏修史书，贞观十年(636年)修成的“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具有浓厚的鉴戒特色，其于人事尤为重视。“五代史”强调：历史兴亡在人不在天；亡国之君亡在失民。“五代史”对天命论也有一定程度的宣扬，但更多地是从人事的角度去总结历史兴衰之因，肯定王朝的败亡在人不在天。如《北齐书》认为北齐的灭亡在于统治者“乱政淫刑”，“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唐大诏令集》卷81)。《北齐书》认为北齐后主之亡，是因为他“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北齐书》卷8《后主幼主纪》)。《梁书》认为南齐的败亡，是末代统治者“掊克聚敛，侵愁细民”所致(《梁书》卷53《良吏传序》)。魏征等在《隋书》史论中总结出了很多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得失存亡、教化、用人，认为人心的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征税百端”“急令暴条”“严刑峻法”等，“视亿兆为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失人心终失天下(《隋书》卷4《炀帝纪下后论》)。“五代史”肯定民心、民众的重要性，从人事的角度来探讨亡国之因，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可见，自唐代始，历史编纂学中已经逐步告别了“天命”的传统影响，而更加自觉地朝着“人事”的方向来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两宋以下，尽管宣扬‘天命’决定‘人事’的论点并未绝迹，但它已经失去了任何神秘的色彩而变得苍白无力了；它有时也会被人们作为一种符号而加以利用，但其作用已不在于它本身，而是被人们当作一种借用来的口号以便达到现实的目的罢了。”[4](P26)这是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