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编年体裁史书发展，纪事本末体裁和纲目体裁史书的产生以及史论的发展，和《通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是《通鉴》的指导思想，但《通鉴》没有提供有效的经验， 使封建人主实现“资治”的目的。司马光不是从历史实际中总结盛衰经验，而是把历史看作礼教观点不能破坏的证明。他认为治乱安危之本源，在人君之心。司马光强调人君“用人”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他没有否定天命史观，但天命史观已经淡化。
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共同编修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史学名著。在具体评价《资治通鉴》的时候，史学界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认为研究《资治通鉴》，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这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二是《通鉴》在史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怎样的认识和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前者就史学自身的发展来讨论它的价值，后者是从史学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它的意义。这两者又是有联系的。我想，从这样的角度谈《资治通鉴》，问题也许说得更清楚一些。
一、史学求“通”的思想和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
《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①的编年体通史。《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叙了从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通鉴》是史学求“通”思想的一种发展。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古今之变”的创作。通变思想是《史记》的重要特色。班固“断汉为代”写《汉书》。《汉书》中某些部份还能保存考察事物渊源流变的意识。总的说来，西汉以后，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治史优良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唐代史学上的“通识”得到发展，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在史学领域内的反映。刘知几著《史通》是“以史为主”，“总括万殊，包吞千有”②，在史书的总结上，在评论史体、史例和史书编修上表现出史学的通识。杜佑修《通典》，这是一部典制体的通史，李翰为《通典》作序，说明研究典制是“究治乱兴亡之由，立邦之道”的大事，《通典》是“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③的经邦立事的著作。此外，象马总的《通历》和已经散佚的高峻的《高氏小史》、姚康复的《统史》等都是通史性质的著作。这些书记历史兴灭，或论帝王贤否，或述帝王美政善事。可以说，唐以后史学上的“通识”是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的方面体现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治史传统。
司马光谈到他写《资治通鉴》的意图，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④《通鉴》是突出在探索政治兴衰上，表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
《资治通鉴》全书贯串了总结政治盛衰的意识。由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通鉴》对历史盛衰的关注有自己的侧重点。汉代以后朝代更替，除了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外，很多情况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或各个小王期相互征战的结果。赵匡胤也是通过兵变的方式，夺得政权。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除了要防止农民起义外，就要把调整了的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用礼教固定下来。秦何以灭，汉何以兴，隋何以灭，唐何以兴，仍然是司马光写《通鉴》时关心的问题。但在这之外，司马光把礼教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历史事实来宣扬，是适应当时统治者的需求。所以司马光在《通鉴》开卷中，把自己对历史盛衰的根本观点提出来。他说：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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