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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5)

首先,司马光的总结,是把历史事实作为“道”的验证,作为名教礼制不可动摇的说明。他总结历史模式是以“史”解“经”。南朝刘宋立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门学,司马光认为史学和儒学不能分开来,成为独立的学问。他说:“《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30)而且“道”是不变的,“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31)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刘峤说他是“鼓吹六经、羽翼名教。”《通鉴》和儒家经籍不同的地方是“通古今因革之变以博其施,非徒载之空言也。”(32)因而司马光在《通鉴》中的二百条“臣光日”之类议论很多是“老调”。
    其次,在古今联系上的看法,固执坚持“治乱之原,古今同体。”我们知道古今联系是辩证发展的联系。古与今有差别,不但有量的差别,而且各个阶段的历史还有质的或部份质的差别。历史在运动中前进。古代历史经验可以供今人借鉴,但借鉴不是照搬。在考察历史的同时,要注意改变了的条件。贾谊在《过秦论》中说:“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这些是在古今联系上的通达的看法。
    司马光虽然把历史古今分成王道、霸道两个阶段,但王、霸两个阶段也不是根本“道”的不同。他说:
    “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各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33)
    总之,王道时期、霸道时期有不同,霸道不如王道,但治理政治根本东西是一致的,“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这种千篇一律的教条能决变化了的现实问题吗?司马光反对“先王礼”作任何变动。叔孙通制礼作乐,虽说“颇有所损益”,但还是枝节的变化。司马光却很不满意,一面鼓吹三代先王礼在安邦定国中的特殊意义,一面指责叔孙通,说: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 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34)
    用先王礼制来维持等级制度不受任何破坏,这是一种愿望,符合人君的想法。但现实各个地主阶级阶层不断有变化,宋代士族地主、品官地主地位变化、政治经济关系也在变动,用三代的礼作为标准,要求现实关系以之为参照系,规范人们的行动,把各关系秩序凝固起来,在理论上是倒退的,在实践上也行不通。
    司马光说“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35)又说:“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知先,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36)在“古今一贯”的前提下,史学的功能就是“师古”、法尧舜。“稽古”与“资治”二位一体。按照这样的观点去修史,其史著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次,司马光写史是把人主作为主要的读者。《资治通鉴》编写的动机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编,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所以对前代史书进行整理“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司马光在《通鉴》完稿后,看出这一部二百九十四卷巨著,皇帝在缩时间内无法读完,又写了一部简明读本《稽古录》,说是这部书“令侍读官解释,则前王轨辙,皆可概见,庶几足以资稽古之万一,辅圣性之聪明。”(37)这些反映了司马光对如何发挥史学功能问题的认识。他认为史书的内容只有为封建人君接受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对社会产生影响。这种认识在封建社会里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却是狭隘的。导致这种情况还是司马光的历史观问题。
    在探讨历史盛衰的原因上,司马光强调的是人君作用,他认为人君的才能、素质、品质直接影响历史的盛衰。人君应当修心,修心是三个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38)这个“仁、明、武”盛衰“三字经”在司马光的眼里,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他认为这是他一生研究历史得出最有精义的认识,说:“昔仁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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