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复礼”的进言，其用心是说明礼教深入人心，等级的封建统治巩固起来，赵宋皇朝可以太平无事。这一段“迂论”倒是适合封建皇朝的脾胃。这一段话成了他总结历史盛衰的基本理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观点。
《资治通鉴》反映出司马光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司马光说：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⑥
这一段说明，第一，历史不存在五行相生、五行相胜那样运动。历史只有王道和霸道两个阶段。霸道是王德衰以后产生的，不如王道。《资治通鉴》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是把三家分晋看作是历史重大转折的标志，“周虽未灭，王制尽矣，”⑦王道历史完全结束了。所以，《资治通鉴》实际是司马光写中国霸道历史阶段兴衰史，追求的是恢复王道的“至治之世”。第二，写历史不可争正闰，互相排黜。按照史事发生时间顺序写历史。可见，司马光的通识有某些积极因素，企图从盛衰把握历史，但其中又包含着保守的、倒退的性质。
《通鉴》写历史盛衰变化，还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在写政治变动、军事征战、边邻纷争的同时，注意叙述典章经制、学术文化、宗教和社会风尚的内容。胡三省说，《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⑧司马光把这些内容作为政治变动的相关因素和历史盛衰的组成部份。二是，《通鉴》收录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有关历史盛衰议论的重要内容，这些论疏奏章反映了各个时代人物对历史变动的见解。如汉代贾山、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唐之陆贽等的议论文字在《通鉴》中占有较大的份量。这些又反映出《通鉴》求通的思想的开阔一面。
如果说在把握历史发展总过程中，司马光不承认历史进步，历史阶段思想贫乏，那么在论述某些历史问题时，则表现出司马光的历史眼光。例如在论述宦官把持政权的危害时，司马光把东汉和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形作了比较，对唐代宦官操纵朝政作了历史的分析，“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⑨又如在论述东汉政治和风化时，司马光把这一代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光武帝、章帝、明帝是第一阶段，在司马光眼里，这一阶段是“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和帝以后，桓帝以前，“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桓帝、灵帝、献帝统治为最后一个阶段，东汉由衰走向亡，“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⑩这不是就个别问题言盛衰，而是写出了一代历史的盛衰过程。
胡应麟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11）清人浦起龙说：“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编年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至今并行。”（12）这样评价《通鉴》的意义，只说出现象，也不全面。史书编纂体裁的变化、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家为适应社会总结历史的要求，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见解，寻求更恰当的体裁形式修史。在这种条件下，史书体裁会有所变化或发展。《资治通鉴》是一部总结历史盛衰的编年体通史，是成功之作，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编年体裁的史书在这以后有相当大的发展。除《通鉴》外，司马光还写《稽古录》、《历年图》等。此外有刘恕的《通鉴外纪》十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现存五百二十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等。这些著作有通史性质的、也有一朝或一代的编年史。这些史家都受到司马光治史精神的影响。许多史家注重写当代编年史，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盛衰得失，是编年体史书的一个发展。宋以后，续、补《通鉴》的著作有很多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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