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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是一种内和外的关系，司马光有一段说明，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40）外和内相结合的形成一种标准，是“礼”。“礼”是“仁、明、武”的体现，也是“用人、赏功、罚罪”的依据。外与内统一在等级的礼制上。礼教的保存与破坏就成了衡量社会盛衰的尺子。封建人君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用人、赏功、罚罪”，维持礼制。这种手段称之为“八柄”，“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41），“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42）所以，八柄又是“用人、赏功、罚罪”（或“官人、信赏、必罚”）的具体化。这是从“君”的角度说的。为了使人君主体作用按照礼的要求发挥，就一个从“臣”的角度要求的问题。具体说是“忠”，“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43）“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忠”另一种表现为敢直谏，“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危则竭节致死。”（44）君与臣僚关系规定是名分，“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名分是礼的外化，而器则是名分的物化。“夫礼，辨贵贱，序视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所以“礼”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已经形成的制度的思想和准则。名分等级礼制的维持又在“君心”。《通鉴》中的“臣光曰”翻来覆去的说教就是这一套唯心主义的“君心”决定盛衰论。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史学社会功能只有通过人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写史书是给皇帝读的。
    但是司马光的历史观不能只是简单的否定，还要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第一，司马光把盛世出现归结为人君的英武，衰世是人君自取其咎。君明臣直，君明臣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45）《稽古录》把人君和世之治乱的关系作了一个总结，说：“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把人君分成五等，即：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46）这一方面强调君主作用，重视君主治理人事作用的意义，司马光说过：“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47）又一方面，《通鉴》对衰世之君的秽行暴政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即使盛世君干一些过失，也不加以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