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发扬了重视历史文学的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学价值，这是它能成为传世行远的佳作的条件。重视历史文学是我国史学上的好传统。但是魏晋以后形式主义的文风对史学产生不好的影响。有些史家如姚察等的史著还有可取之处（22），多数史书受到卑靡文风的影响，史书叙事论史的文字寡淡无味，一些篇章结构似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唐代刘知几提出重视历史文学传统的问题，说：“夫史称美者，以叙事为先”（23），主张史文“尚简”、“用晦”、“戒妄饰”。宋代欧阳修是大史家、也是大学家，他写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文字洗炼，有些篇目也是好的文学作品。但是有时追求文字简洁，没有注意史文的要求，达不到“文省事增”的目的。《新唐书》的本纪有“革率从事”的毛病，特别是动辄“呜呼”的史论，矫揉造作，受到后人批评。就历史文学而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受到人们的称赞。
《资治通鉴》写战争，风云变幻，悲笳声动。写人物升沉，紧系历史的命运。写场面，气势恢宏，层次分明。这些，学者多有精到的分析。现在我们只分析《通鉴》对前代史书的处理和加工。一是，《通鉴》吸收前代史书，如吸收《史》、《汉》中许多优美篇章的精彩叙述，却是不留下斧凿的痕迹。《通鉴》中写豫让死节之事，叙信陵君礼贤下士等。以及写吴起遭遇，马陵之战等，是直接从《史记》中节录的，经过司马光的处理、安排，成了《通鉴》的有机组成部份。二是，节录前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盛衰得失的议论性文字，多是有名篇章。这些文字逻辑紧密，驰骋古今，议论横生。这些篇章在《通鉴》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对于那些空洞无物诏令奏疏，或臣僚议论，《通鉴》不取。三是，司马光注意各史的连接，经过他的加工，《通鉴》文风统一，思想一致，浑然一体。例如，《通鉴》记刘邦死，“葬于长陵”一事后，司马光扼要评述刘邦一生行事，说：“初，高祖不脩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肖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24）这段行文把刘邦的一生作了简要的概括，使读者对刘邦有一个总体认识，避免了编年体不能完整述人物的缺陷。同时，司马光表达了自己对刘邦的评价。这种评价不同于司马迁，也不同于班固。这样，《通鉴》叙事论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也有统一的文风。
再就是对前史史文的改作，司马光很注意文彩，如李愬雪夜入蔡州，平吴元济事，如愬把《通鉴》和《新唐书》（25）对读，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手笔了。限于篇幅，这里只作择要说明。其一在语言上。《新唐书》说：“师夜起……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乐’”。《通鉴》的叙述是：“……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通鉴》说明了下令的缘由，把李愬的话“引向东”改成“但东行”。这三个字把当时战争紧迫的气氛和李愬的果断决心的语气都介绍出来，可说是传神之笔。其二在气氛烘托上和情节交待上，李愬夜入蔡州，《新唐书》的文字是：“（李）祐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通鉴》的描述是：“李祐、李忠义钁其城，为坎以先登，仕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新唐书》的文字费解，当时的一些情节被删掉，夜袭的气氛也没有写出。《通鉴》写得层次分明，从攻外城到里城，步步紧扣。先是少数壮士随李愬登城。当时守门卒熟寐，写出夜深的特有气氛。“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这是略写，但却是更突出“夜袭”的特点。其三，交待条件。《通鉴》写李愬入察州前，加了一段文字：“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这就揭示李愬夜袭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缘由。高明史家写史不但要叙史事经过，而且在行文中让读之者理会史事发展之趋向。
总之，《资治通鉴》总结历史盛衰的自觉意识，以及所具有的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是这部书成为史学名著的条件。司马光的史料学认识和他编写史书的工作应当总结，有些东西对于后人治史有一定的意义。
三、“资治”的指导思想和天命史观的淡化
历史著作对社会发展起到有效的影响，表现出它的社会价值。这也就是史学的社会功能的问题。这种功能应该是多方面，有政治的、思想的、道德伦理和风尚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上〈资治通鉴〉表》中说，希望宋代皇帝读《通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他突出的是史学政治治理功能，与之相关的是“嘉善矜恶”的伦理道德上的功能，这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26）白寿彝先生说：《通鉴》“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27）这是抓住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
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28）这是对“资治”二字作了说明。值得深思的是，司马光希望《通鉴》成为皇帝“资治”的读物，皇帝从中能找到办法，“跻无前之治”。宋英宗、神宗、哲宗重视司马光治史，给了他大力的支持，皇帝也读之部书，“每开经筵，常令进读。”（29）却是没有找到挽救衰败政局的良方，更不要说“跻无前之至治”了。《资治通鉴》总结出来的一些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些对维持封建统治的秩序不是没有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治通鉴》没有能实现“资治”的目的。历史仿佛捉弄了司马光。因此，我们讨论一下司马光是怎样总结历史的、司马光用怎样的历史观总结历史的，问题的症结就比较清楚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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