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苏联式＂建筑与＂新北京＂的城市形塑——以1950年代的苏联展览馆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9:11:38 中国民俗学网 李扬 参加讨论
建成之后的展览馆，很快成为西直门外的地标。据当时建工部设计局编写的展览馆建筑参考资料介绍：“苏维埃的人民建筑师在这一展览馆的创作中，通过所创造出的建筑形象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烈情感，把苏维埃国家的光荣和伟大传达给中国人民。这一形式美丽、体积巨大的建筑物，显示了苏联建筑艺术和建筑科学的辉煌成就。”从建筑效果来看，“当人们走出西直门，便看到那高耸入云、闪闪发光的87公尺高的鎏金尖塔，一颗巨大的红星，在塔的顶端闪耀着。在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形式的尖塔下面，是一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缩写字母CCCP；塔座正中有苏联国徽，塔基座下面的中央前厅正立面拱券门廊上都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苏联展览馆’。整个建筑物坐北朝南，以中央尖塔作为中心，它的东西中央轴线穿过西直门城楼，南北中央轴线通过垂直在广场前边的林荫大道直对辽代建筑——天宁寺塔。”[20]（图2） 2417.jpg) 图2：区域规划平面图 建成之后，梁思成先生对苏联展览馆的建筑艺术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建筑的整体布局与北京城市的整体规划尤其是与西直门外至阜成门外一带的总体规划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其次该建筑也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最后该建筑很好地体现了苏联建筑的民族形式与民族传统，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做法，创造出高度的艺术效果，符合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21] 二、“符号空间”与文化认同 1918年3月，新的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莫斯科成为苏联的首都。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宣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雕像，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道与广场上树立新的英雄纪念碑，并树立伟人雕像，为城市创造出了新的政治空间。[22]莫斯科的大规模规划与改造在1930年代。1940年7月，苏联建筑师克•斯•阿拉比扬院士在苏联建筑师协会的讲话中称：“自1935年7月以来的五个年头，代表着莫斯科历史整个的一个时代。”因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城市有机体再生了。”街道的加宽、广场的开辟、莫斯科地铁与苏维埃宫、卡卢日街的建筑组群等都是例子。进而他认为联共（布）中央通过的莫斯科改建总计划必将在人类建筑史上载入史册。[23]可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其政权确立及巩固的过程中大力改造旧的城市空间，重塑出新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也是其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重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了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新北京”的打造无疑也有这种考虑，建筑景观也是重塑政治空间并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苏联展览馆建成之后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巨大的。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在建国初回国的翁文灏（1889-1971）在参观苏联展览馆后曾赋诗一首：“规模轮奂复堂皇，物力人工耀眼光。新教宏开遍众庶，机声机制富琳琅。筹谋增进人民福，生产能从根本昌。三十年来雄树立，已超旧制越千邦。”[24]翁氏认为这一建筑美轮美奂，可以预见新政府能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生产进步。从“已超旧制越千邦”来看，他感觉新政府的壮举乃前无古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54年10月2日展览馆开馆当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参观了展览馆。他在日记中写到：“午后二点多和杨克强赴西郊苏联展览馆参加开幕礼。该屋于10个月当中造成。1500工人的努力，完成伟大友邦展览会的陈列处所。外观极为庄严而美丽，柱系白大理石。…在文化馆介绍了最新测量器，光学如显微镜、分光照相仪、照相机、滚珠轴承。三点半入内参观，因各陈列地点东西很多，而人拥挤，只能走马观花，随大众环绕一圈，可说好似刘姥姥入大观园，眼花头昏，但觉苏联物资丰富，技术高妙而已。”[25]当然，组织群众参观更是不在话下。据一份工作简报，展览馆自10月2日开馆到12月16日起停止一般群众参观，开馆两个半月参观人数共2614000余人。平均每天参观人数达42000余人。其中本市各系统组织的观众共1600000人；外地集体观众271000人；临时前来的零散观众743000人。[26]最后的工作总结中统计的总参观人数更是达到了2760000余人，已经突破了原定计划中两个半月观众2600000人的目标，胜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27]大部分群众对此都倍感振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苏联文化一时之间深入人心。 建国初的很多文学作品更是以城市景观再造为主题揭示“新北京”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苏联式”建筑。如寿儒的《北京地图》一文用“女儿改地图”的方式让我们感受新时代北京景观的日新月异。作者从旧书铺买回一张北京的地图，被女儿要走。而当他想用地图找一个地名时，发现地图被女儿改的面目全非。他于是生气地质问女儿，为何在地图上胡乱涂改。女儿笑称，地图很多地方都不对，诸如范家胡同已成为一片大楼，善果寺已经成为公园，原来的刑部街、报子街、丘祖胡同已经被打通修成了一条大马路。地图上画着的红五星是苏联展览馆；一片墨色则是东郊工业区；画着蝴蝶结的几个姑娘代表三个棉纺厂的女工；西北方向的方格子则代表着学院路与西北郊的几大高校诸如钢铁学院、石油学院与航空学院。作者对此惊喜不已，因为“七年来（1949-1955），在北京已经建造了一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的房屋。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建筑的十分之七……”作者不由感叹：“北京，空前迅速的建设脚步，把旧的北京古城，打扮得多么辉煌壮丽了。”[28]除苏联展览馆外，这里的东郊工业区、学院路高校建筑群等很多都是“苏联式”风格。如酒仙桥地区的774厂，即北京电子管厂以及北京热电厂均是苏联在“一五”期间援建新中国156项工业项目。[29]而清华大学主楼更是是仿照莫斯科大学主楼兴建。景观的变化除给人们带来感官的冲击之外，也有心理的变化。在散文家杨朔的笔下，苏联展览馆所展示的苏联图景就是中国的未来了。他写到“北京城的上空新矗起一座金色的尖塔，塔尖镶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清晨阳光一照，金塔便射出光芒，那颗红星像火焰似的燃烧起来。红星下面是苏联展览馆，馆里摆着苏联人民所创造的生活，所创造的事业。奶奶想望着这颗红星，北京城的人谁不想望着它。望见红星，我们就望见了自己的理想，望见了明天。红星——正是人类生活里最美的东西的结晶啊！”[30]而文学家邹荻帆也在其诗作《两都赋》中歌颂北京与莫斯科对人类解放的巨大意义及其各自伟大的建设成就。[31]这些“苏联式”建筑的兴起，与中苏同盟的政治背景相配合，在当时都成为典型的城市“文化符号”，形成了崇尚苏联的文化氛围，而这种经北京改造过的苏联文化已融入了“新北京”的文化血液之中。 三、“苏联式摩登”：娱乐与消费文化 正如著名学者李欧梵所指出的，“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他所描绘的“上海摩登”景象中，城市公共构造与空间占有着重要位置。诸如上海外滩的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与跑马场等均是民国上海现代性的体现。[32]苏联展览馆建成之后，在完成苏联成就展览的使命之后很快也成为北京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其作为展览馆与文化单位的身份开始凸显。苏联展览馆及其附属建筑诸如莫斯科餐厅（即俗称的“老莫”）、电影院、露天剧场等在当时也刮起了一股“苏联风”，引领着当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时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