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苏联式＂建筑与＂新北京＂的城市形塑——以1950年代的苏联展览馆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9:11:41 中国民俗学网 李扬 参加讨论
1954年12月初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提出接管苏联展览馆的方案。其中第一套方案是由各部位与北京市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第二套方案是全部展览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局接管。他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机构编制与经费开支过大，希望财政支持。对于餐厅、剧场、电影院的经营方针问题，他的初步意见是：“如果餐厅交给市福利公司经营管理，除紧缩编制节省开支外，拟将现在厨房的电气设备暂时封闭不用，改设中国式的煤炉灶，减少勤杂人员等，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但恐苏联专家不同意（现有十五位苏联专家，拟留聘二至三位厨师专家作顾问）。在餐类方面，除继续经营俄式餐食外，应增设中餐部，亦以小吃为主，并向西郊公园开门，使公园游人进出方便，营业亦可望扩大而不致于亏累。露天剧场和电影院交给市文化局戏曲管理委员会接管，除改善经营管理外，向西郊公园开门，并专设售票处，并与公园业务相结合。”[33]中央采纳的应该是第一个方案，后来苏联展览馆专门成立了管理处，负责展览馆的经营与管理。到1957年，苏联展览馆向北京市委申请改名，原因是因名称问题使其对外活动受限：“自1954年底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结束后，苏联展览馆即担负着接待国内外各种展览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的任务。莫斯科餐厅和电影馆自1955年实行长期对外营业以来颇受中外人士的欢迎。但某些对外活动，由于“苏联展览馆”名称的关系，常受到一定限制。为了今后各种活动更加方便起见，拟将苏联展览馆更名为北京展览馆。”更名后，莫斯科餐厅名称不变，电影馆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电影馆，剧场更名为北京展览馆剧场。[34] 据此可知，当时莫斯科餐厅与电影馆尤其受到热捧。而电影馆的受欢迎正是当时政治与社会环境的直接反映。1950年末，在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浪中，主宰北京电影市场数十年，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首的西方“有毒素”的电影被逐出北京。从此，苏联影片及兄弟国家的影片占据了北京电影市场外国片的主要阵地。[35]据统计，“我国所发行的苏联影片（新片），从1949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止，共计发行长片265部（其中艺术片206部、纪录片59部），短片共203部；同期观众的总数达十四亿九千七百八万余人次。”[36]可以想见，苏联展览馆的苏联电影放映自然是引领潮流的。 另外，电影馆的建筑艺术与装饰风格在当时无疑是领先的。据当时建工部编写的资料，“电影馆红色的丝绒盘金花的大幕，灿烂的天花彩画，金色花纹的柱头等，都做到了适度的装饰”；而这种装饰风格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纹样，“电影院的希腊花纹柱头结合了中国的如意花纹。”[37]可见，建筑师对此颇为用心。当时对苏联展览馆电影馆的介绍称：“它是一个吸引大量观众的地方。观众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自己一向喜好的苏联电影，并亲身体验到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和幸福…电影馆舞台的上端，高悬着一块红底金花的圆匾，上面镌刻着六个辉煌的金字：‘艺术属于人民’——这是整个电影馆的主题。”电影馆开馆后，早期主要放映反映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与文化生活的纪录片。1954年10月至12月放映的电影包括：《莫斯科在建设中》、《中国展览会在莫斯科》、《苏联滑雪者》、《科学宫》、《少先队夏季生活》、《伏尔加河—顿河运河》、《莫斯科的郊区》等。[38]此后，这里的电影展映与宣传活动也持续进行。如1955年11月7日，“苏联电影周”在北京开幕，映出《忠实的朋友》、《培养勇敢精神》和《玛利娜的命运》3部影片。14家影院参加映出，共计映出1328场，观众60.90万人次。影院当中就包括新增的专业电影院-苏联展览馆电影院，隶属展览馆。[39]次年11月7日，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四人抵京，苏联演员玛列茨卡娅、莫尔久阔娃、潘尼奇与乌兹别克导演鲁柯夫等分别前往首都电影院、苏联展览馆电影院与观众见面并接受了观众的献花。[40] 事实上，由于1950-1960年代物质相对匮乏，北京群众的娱乐生活也相对贫乏。由于新中国对电影事业的支持，改变了旧社会电影票价昂贵的现象并扩大了放映范围，使得电影愈来愈走向平民大众。于是看电影成了人们最主要也广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一位北大毕业生回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称，当时大学的课余娱乐活动，主要以看电影为主。当然，那时候的电影不能说是纯粹的娱乐活动。入学后看过苏联黑白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彩色电影《保尔•柯察金》，当时也是非常自觉地去接受教育。国庆十周年学校还专门在学校操场放映一批“献礼片”，包括不少苏联电影。[41]据一位曾在冶金工业部工作的老同志的口述实录，他称自己的主要娱乐方式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主要是看电影，包括到苏联展览馆的观影活动、到中山公园听音乐茶座等，而1960年以前冶金部会有些文娱活动，如国庆或“五一”时为招待苏联专家而专门开的庆祝会、舞会等，中苏关系破裂后就没有了。[42]很多知识分子也大量观看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考古学家夏鼐1958年1月28日的日记中亦有到苏联展览馆观影的记录，“下午工会发起参观北京天文馆，偕秀君、炎儿前往，此系第一次参观北京天文馆。先参观展览室，3时开始天象仪表演，约30分钟。散场后，赴苏联展览馆电影场，观朝鲜电影《祖国的儿子》。”[43]有意思的是，作为晚清遗老的许宝蘅[44]在其日记中也有参观苏联展览馆并观看电影的记载。1956年8月14日“（初九日癸丑）八时到苏联展览馆，参观原子能展览，并看电影，不能有所获，于此事毫无知识，莫名其妙，等于盲人扪□，即在莫斯科餐厅午餐。”[45]即使看不明白，遗老们仍愿一探究竟，这正说明了苏联电影在当时对人们的吸引力。正如戴锦华指出的，“20世纪中叶，电影不仅是大众社会的世俗神话的源泉，而且影院几乎成了最辉煌的尘世‘教堂’：人们在影院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与价值，获得生活方式与时尚的信息。”[46]苏联电影在当时无疑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观影活动之后，很多人的选择即是到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就餐。可以说，苏联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内都成为北京最著名的几家西餐厅之一，也引领着当时的饮食风尚。王蒙在谈到莫斯科餐厅时说：“五十年代北京苏联展览馆建成，莫斯科餐厅开始营业，在北京的‘食民’中间引起了小小的激动。份饭最高标准十元，已经令人咋舌。基辅黄油鸡卷、乌克兰红菜汤、银制餐具、餐厅柱子上的松鼠尾花纹与屋顶上的雪花图案，连同上菜的一丝不苟的程序……都引起了真诚的赞叹。”[47]除正餐之外，莫斯科餐厅的苏式糕点也长期供不应求。1958年5月，苏联展览馆管理处向北京市委提出请求，要求增加食品原料的供应。该报告称：“莫斯科餐厅自制的苏式糕点，除餐厅日常营业用以外并长期供应苏联大使馆和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部分，但因面粉、白糖、花生油等原料供应不足，其点心生产总是供不应求，由于目前天气渐热，餐厅营业量增大，急需增加糕点和冷食的生产。因此，请粮食局通知西四区粮食科自1958年5月15日起每月增加供应富强面粉20袋，花生油250斤，请副食品商业局通知糖业糕点公司每月增加供应白糖1500市斤。”[48]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 直到60年代，正如一本小说的描述：“1968年的北京，诺大的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其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习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顽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49]我们在很多描写50-70年代北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老莫”的形象，很多“大院子弟”的光顾，使这里已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50]可见，俗称的“老莫”在50-60年代的北京消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一位50后所说：“莫斯科餐厅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展览馆”。而且“事情有时很奇怪，统一建筑体系，展览馆留给人们的，是地道的苏联文化气息，而‘老莫’却要复杂得多。它见证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区别，见证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人群的悲欢聚散…莫斯科餐厅对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长，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很难诠释，但至少注解了他们在特殊时代氛围中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浪漫”。[51]于是，“老莫”作为标志性消费文化的符号，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集体记忆。 四、结语 学者张济顺提出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革命史”视角，倡导将革命史与社会文化史结合，革命、国家与社会互相碰撞融合。在她看来，“都市迅速远去，但未逝去，摩登依然在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52]反观北京，晚清民国时期虽然也有不少近代化的探索，但其时的北京一直以“文化古都”的形象示人，与“摩登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建国后的“新北京”如何塑造新的城市文化？什么是1950年代的“北京旋律”？这可能需要我们从城市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多角度对此加以解读。长期以来，我们对新中国以来社会变迁的叙事通常有“泛政治化”的倾向，即以政治事件的宏大叙事消解了日常生活史的存在感及其意义，只知“国家”而不知有“社会”。近年来城市文化史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是将“日常”（everydayness）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日常”的概念对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和进步概念是一种挑战，是历史、现代性和文化实践之间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构成部分。[53]苏联展览馆及其催生的文化氛围与娱乐消费活动，让我们感受到革命时代的的“日常”，揭示出1950年代北京都市文化中的“苏联印记”。 此外，苏联展览馆的个案也提示我们，在近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过程中空间的意义。在1950年代“新北京”的叙事中，“苏联式”建筑景观成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可见建筑景观也是重塑政治空间并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本文刊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