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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


    摘  要: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前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均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导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常生活发生了革命,亦即“现代都市型生活方式”在中国大面积地确立和普及,从而为一直以来始终是以乡村的传统与民俗作为对象的民俗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本文拟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极其深刻的生活革命的基础之上,指出当下弥漫全国的乡愁情绪正是由不可逆转的生活革命所引发,进而对中国知识界过度礼赞传统、耽溺乡愁,以及在抢救、保护和传承等话语表象之中将乡愁审美化的趋势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以促请民俗学界同仁明确自身更为重要的学术使命与可能性,亦即直面现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及其变革的历程,记录和研究无数普通的生活者是如何建构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并在其中获得人生的意义。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超越朝向过去的乡愁,对当下正在发生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之基本事实的生活革命予以高度关注。
    关键词:生活革命;乡愁;家乡民俗学;中国民俗学
    作者简介:周星,男,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生活革命在中国:持续的现在进行时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持续变迁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多彩的变化,始终是中国诸多社会及人文学科关注的大课题,其中最常见的描述或解说便是“转型”说。转型理论的基本要义是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有一个既定方向,亦即从封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集权专制到民主共和、从农耕社会到工业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到现代化等等。该理论形象易懂,似乎无所不能地被用来解释几乎所有变化,却又令人感到意犹未尽或解释乏力。导致如此状况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社会及文化太过庞大和复杂,其演变进程也是漫长曲折、反反复复且岔路丛生,转型似乎总也不能完成。如果将问题意识单纯化并局限于日常生活,关于普通百姓如何“过日子”,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生活革命”这一概念来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都市化等所引发的百姓日常生活的全面改善,以及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全国的普及过程。
    在汉语文献中,“生活革命”一词主要是一个媒体广告用语,它一般是指因为某种技术的发明、制度的创新或商品的推出而为生活者、消费者带来生活上极大的便利。例如,有人把21世纪初汽车在中国作为代步工具的普及视为新的生活革命的开始,考虑到中国作为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如今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度攀升得确堪称一场革命[1];有人从公共卫生和健康医学角度讨论生活方式的改革,希望推进民众生活习惯方面的行为革命以及“膳食革命”和“厕所革命”[2]。有的学者从国际贸易的大格局,把中国加入WTO之后获得的经济实惠解说为推动了中国民众生活的革命[3];也有学者把基于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活观念的转型理解为生活革命的一部分[4]。还有人把某些新的消费动向扩大解释为中国人的生活革命,例如,某些人士主张回归自然、重过种花喝茶的生活,并说这是一场生活的革命[5]。更有人指出,新近发明的“保洁机器人”有可能引发家居生活的革命。有的作者强调初步富足之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把当今中国的生活革命定义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6];有的作者从科学技术革命来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指认是科技革命导致了生活主体、生活资料、生活时间、生活空间等均发生变革,促使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演化[7]。例如,说IT技术引发革命,使全世界变成地球村,使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和交流方式等很多方面均产生革命性飞跃。上述表述各有其理,均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日新月异的变化试图从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或学科专业立场出发所做的归纳。
    在此,笔者将“生活革命”视为民俗学的一个专业用语,并把它溯源至日本民俗学的相关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民俗学虽有“生活革命”这一概念,但它同时也在媒体广告中广泛应用。在日本民俗学中,生活革命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1955-1975)和全国规模的都市化、现代化而发生的日常生活整体的革命性变化。日本民俗学者一般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和都市化促成了彻底的日常生活革命,他们较多采用“今昔比较法”,通过对生活革命之前和之后的状况进行比较,对民众的生活文化进行细致、系统的观察与分析,这同时也被认为是重视“传承论”和“变迁论”的日本民俗学比较擅长的基本方法。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较为传统性的日常生活里不曾存在的各种导致生活便利化的商品,诸如以1950年代的“三种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1960年代的“新三种神器”(彩电、空调、轿车)为代表的一系列家用电器和新型、耐用的生活必需品迅速普及[8],曾在生活革命的相关研究中尤其受到重视,民俗学者透过它们意识到日常生活的急速演变,也深切感受到民俗文化传承所发生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意识的巨大革新。除了对新近诞生并逐渐成为现实的新岁时习俗、新人生仪礼和新的娱乐、艺能等积极予以关注外,日本民俗学还必须同时面对“消失”的民俗、“变异”的民俗”以及它们与“新生”的民俗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日本民俗学研究生活革命,积累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诸如生活革命与都市化的关系,团地社区(小区)与生活革命的关系[9],都市化和故乡意识的变化[10],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在日常生活的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农村生活的变迁与开发[11],都市居民的田园憧憬[12]等等。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生活革命之前那些传统生活方式的追忆、缅怀乃至于复原。除对全国规模的生活变迁通史予以关注外,日本民俗学还注意到生活革命这一过程中的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等问题,试图对生活革命予以动态性的把握。通过研究生活革命,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例如,新谷尚纪提出近现代日本民俗传承的“三波并行展开论”[13],认为“传统”(如农渔业生计中的人力和畜力;婚丧仪式的家族办理和互助等)、“创生”(如机械;婚丧仪式的庄严化与商品化)和“大众化”(如机械的普及;大众文化等)在近现代的日本是并行展开、相辅相成的,所以,民俗学观察到的现实极其复杂。文部省重点课题“关于高度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民俗志追踪研究”(2013-2015,负责人:关泽),不断追问高速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并从多学科交错的视野,重新审视农村人口向都市的大量流入、都市化导致山村大面积消失、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生活用具电器化、汽车的普及等多种基本的变迁进程[14],其结论认为除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促使日常生活朝向都市型生活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还有水力和电力的安定供应。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陈列,对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与生活革命等主题也予以高度重视,可视化地反映了生活革命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日本,生活革命这一用语有时也用于指称其它时代急剧变迁的文化现象,例如,针对战前大正时期(1912-1926)的东京,也有所谓“中流生活革命”之类的表述[15]。此外,今和次郎的“考现学”亦曾致力于研究日常生活的当下[16],在生活革命的现场进行彻底的观察与描绘,他因此而在“服装论”、“居住论”等方面,均取得了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成果。
    本文采借生活革命的概念,除保留其基本涵义外,还想补充指出,首先,在中国,生活革命的指向是都市型生活方式的确立和普及,构成其根本内核的是除了卧室和客厅,还配备有厨房、卫生间(抽水马桶)、浴室(浴缸或淋浴)以及上下水、煤气和电源等系统的单元楼房日益成为最大多数人们日常起居的生活空间。岩本通弥在“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一文中,从现代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借助官方的统计资料,对日本现代社会之日常生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他把高层集合住宅密集的团地(小区)、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以及清洁卫生的室内生活视为现代日常的基本要点,认为此种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水、电、媒气的稳定大量供给密不可分[17]。岳永逸认为,以抽水马桶、单元房为基本表征的都市生活方式,眼下已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实践或向往,并不遗余力、背井离乡要去追逐的生活方式[18]。笔者认同上述见解,认为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和当年日本的情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日本民俗学对生活革命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中国民俗学所借鉴。要维持上述那样的现代日常生活,必须有完善和稳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系统的存续,这也正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所致力于大规模建设的。以单元楼房的日常起居为基础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已在中国大面积地普及开来,目前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仍在持续的延展之中。
    其次,生活革命在当前的中国要远比当年在日本的进程来得更为复杂、不均衡和曲折。它具体地还可以分解为温饱问题的初步解决[19],补丁衣服彻底退出日常生活和穿着的时装化,厨房革命(以煤气或电力为能源,上下水系统,冰箱、微波炉、电饭煲等厨房用电器的逐渐普及,餐厨用具精美化),厕所革命(配备抽水马桶和沐浴设施[20]),电视、洗衣机、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的日益普及,以及伴随着电话、手机、网络的普及而日新月异的信息通讯革命,交通革命(村村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和初步进入汽车社会(包括乡村的摩托车和微型农用车)等等很多彼此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层面。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上述诸多层面的革命性发展而被彻底改变。德国民俗学者鲍辛格所说的“科学技术世界”,其实就是由科学技术支撑的生活用品一般化了的“生活世界”,它们构成了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21]。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生活革命的进程和所达到的程度并不均衡,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和社群性等各种属性的差距,但生活革命的总体方向和基本趋势却基本上一致。近年媒体大肆炒作的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电饭煲和马桶盖的“新闻”,其实就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生活革命浪潮中几朵小的浪花而已,只是因为它溢出国境才成了新闻。即便是在较为偏远的乡村,由于政府强力推进的“村村通”工程和全国规模的新农村建设等,也促使其与距离最近的大中小都市或小城镇的联系千丝万缕并日趋便利化,这意味着包括衣食住行等在内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各地农村也都取得了程度不等的进展,生活革命在广大农村也是正在展开的现实。农村以各种方式程度不等地卷入了都市化的浪潮,例如,进城打工者回乡盖房,大都模仿构成都市型生活方式之基础的单元楼房,并尽可能地设置燃气灶台、抽水马桶和淋浴等,这其实就是一种“在地城镇化”;当然,另一方面,人去楼空、村落的空心化和农村过疏化也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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