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局限基于历时性的分析(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34 《民族研究》 董强 参加讨论
三、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贡献及局限性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于，既从历史观的视角强调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又指出各民族需依据自身所处的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但在民族问题上忽视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并片面夸大了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仅仅只是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任务当作整个的民族问题，必然不能从“历时”性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民族问题的范畴问题、时代性问题，看不到民族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复杂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一)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与理论贡献 无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乃至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和剖析，都不仅仅是对列宁相关论述的盲从或简单解释，都有其独到之处。在当时俄国革命运动形势下，作为一个非俄罗斯籍的革命家，斯大林1901年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处女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是斯大林的第一篇理论著作。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首次涉及了俄国民族问题。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是斯大林1912年底到1913年初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所写。华辛芝引用列宁的赞誉来评价这篇文章的地位，“列宁曾经称赞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阐述俄国党的民族纲领原则的首屈一指的文章”。(24)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论述的贡献在于： 一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的论述。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存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25)“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26)“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27)“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有着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28) 二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与革命总问题的论述。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民族问题与革命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理论，源出于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的原理”。(29)斯大林在列宁主义民族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解决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是分不开来展开论述。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表明，近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一)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只有在无产阶级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30)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要想解决民族问题，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只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除此之外，别无良方。同样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只有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紧密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并得以巩固。 三是斯大林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和方式的论述。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复杂性，要求任何政党和国家都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31)“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32)“民族问题的解决应当是切合实际的，同样应当是根本的和彻底的”。(33)国家政权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社会组织，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性质成为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才能完成。因此，斯大林指出：“很明显，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34)“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合过程和这种联合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35)“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发现了根据民族权利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织稳固的多民族国家的道路”。(36) 民族问题固有的客观性和特性，要求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并寻求解决的破解良方。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解决民族问题，这取决于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的正确性，取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和途径的可行性，取决于对本国民族实际认识的科学性。因此，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37)在这里，斯大林一是从历史观的视角强调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个大前提，二是指出各民族需依据自身所处的条件来选择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