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局限基于历时性的分析(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27 《民族研究》 董强 参加讨论
(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 斯大林提出了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的理论，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这样的时期有三个。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方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苏维埃时期，是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38)斯大林还阐发了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等。前文已经论及这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总体上分析，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列宁逝世后他在苏联在民族问题实践上的失误，与其自身在民族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有着极大关联。 第一，片面夸大了解决民族问题成果的绝对化，否认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揭示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才能实现，他指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39)还指出“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40)正如他指出的，“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但是找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还不能说是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还不能说这一解决已经完全具体而实际地实现了”，(41)强调即便是找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也并不意味着就等于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上并没有做出高度概括，只是局限于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只是从历史上所经过的民族问题的三个时期进行论述，并没有完全遵循民族发展的全过程来分析。实际上仅仅只是把一个或两个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任务当作整个的民族问题。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更多地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论述。诸如“很明显，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42)“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43)而在实践中，斯大林片面夸大解决民族问题的成果，想当然地认为当时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然解决，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和长期性，导致漠视非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忽视各共和国和自治区的发展实际，进而引发更大的民族问题，酿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成为之后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之一。具体来讲，就是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附属国和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各民族劳动群众兄弟般的关系后，即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但这仅仅是具备了真正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民族问题属于社会范畴，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再者，根据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在阶级、国家和民族消亡之前，只要存在不同的民族，就必然存在民族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性质的政权组织下，其表现形式和实质不一样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只是完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阶段性任务，帝国主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障碍还有待于清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发展差距还有待于进一步缩小，后进民族还有待于帮助以便享受先进成果。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科学对待民族问题的范畴问题、时代性问题，看不到民族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陷入绝对化盲目夸大的泥淖就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在民族问题上，忽视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泛指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的情绪，是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苏联主要是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俄罗斯人身上，还存在与“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身上。列宁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列宁曾指出：“一切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论是政府对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和一切非大俄罗斯民族进行镇压和摧残的粗暴野蛮的民族主义，还是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用来替俄国的大国使命和俄国同其他大国达成的掠夺他国土地的协议辩解的精心伪装的民族主义，都要受到社会民主党党团无情的反对。”(44)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建国方案，是各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不是同俄罗斯一样以平等的一员加入苏维埃联盟，这实质上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列宁的反对和坚持，斯大林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错误，建立了各盟员共和国都是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斯大林并没有从深层次接受列宁的批评，斯大林在1923年以批判布哈林为首的一些人“过分强调了民族问题的意义，夸大了民族问题……忽视社会问题，即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认为“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委屈少数民族。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这一点，不应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45)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不顾列宁提出的要区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及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被压迫民族的人们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的重要观点，并以这样会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来辩解。这就充分证明斯大林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性和顽固性没有正确认识，导致在以后民族问题实践上的失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