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何炳松的《西洋史学丛书》计划对西方史学之入东土颇具意义，它是80年代出现的多种外国史学名著丛书之先河，对传播西方史学尤其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人了解西方史学功不可没。特别是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的译著，由此改变了中国学人通过日译本间接引进西方史学的状况。全书五篇凡27章，除导言谈论历史之定义、范围等内容外，分述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地区的史学，详论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的史家及其史学思想，兼及中古及近代史学（只一章）。此书在1939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修订本，并易名为《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第一卷，后未见有绍特威尔的续卷本问世，而原书的中译本一直在坊间流传，译文虽半文半白，但仍为中国史学史家所征引，译者何炳松的名字，亦不时出现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论著中。
何炳松在史学上的业绩，除以译著传播西方史学外，还留意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注重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他于1935年在《中国新论》上发表了《中国文化西传考》，考释自中古马可·波罗时代迄至2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主要论及中国文化输入欧洲的进程及其嬗变。何氏作结论云：“现代欧洲人的藐视中国文化，固然徒显其浅陋，他们从前那样崇拜中国，甚至主张‘全盘中化’亦未免有点矫情。”又云，“所以誉我固然不足为荣，毁我亦实在不足为辱。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盲从他人，毁灭自己。”〔23〕他的这些话，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何炳松更多地关注于中西史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推颂鲁滨逊的新史学，但并不摒弃中国的史学。金兆梓撰《何炳松传》载：“君治学始虽程、朱，迨掌教北大、北高师两校文史时，尝手抄实斋章氏之《文史通义》以与其所译之《新史学》相印证。”〔24〕的确，何氏潜心研究过浙东学派集大成者章学诚的史学，并写有多篇专文，如《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 《章学诚史学管窥》、 《增补章实斋年谱序》〔25〕等。在何炳松看来，以章氏为代表的中国浙东学派的史学与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比照且是相埒的，而在时间上前者为早，〔26〕并认为章氏之思想要胜于西哲黑格尔、赫尔德等人的学说。他指出：“就我个人研究世界各国史学名家所得到的知识而论，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27〕此外，他进而尝试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何氏于192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1936年出版的《通史新义》等书，参考欧陆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等作品，同时融入中国史学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着意把中西史学的治史理论与方法渗融与会通在一起，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巨大努力。
三、李大钊与西方近代史学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对此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在此不赘。〔28〕本节所要简述的是李大钊对传播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卓越的贡献，事实上，他在这一方面也有开拓性的成就，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所作的介绍与研究成果，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是值得我们从先辈手中予以继承的一笔珍贵的史学遗产。
从20年代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等校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致力于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世欧洲史学的研究，以为其诠解与传播唯物史观而寻求理论根据与学术渊源。1920年，他连续写了《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11篇文章，辑集为《史学思想史》。这本《史学思想史》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发给学生的一种教材。
透析这本教材以及他的一些其他史学论著，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李大钊对西方史学的了解与认识还是超越同时代人的。如以《史学思想史》而言，其中有七篇专论近世西方史学的文章，广泛涉及了近30位西方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他的介绍，包含了近代西方史学中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如：今胜于古、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产业者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经济因素是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知识的进步也可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等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从总体上看，他的《史学思想史》不失为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介绍与研究西方史学思想的作品，在同时代人中间，无人能与之相比。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介绍与研究，侧重于历史观的考察。在近代以前，他评析了支配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说从奥古斯丁延伸至鲍秀埃的这种历史观的实质，“是颠倒了研究的真秩序，而执终以为始”〔29〕的一种历史理论。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探索是从16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让·波丹开始的。在近代西方学者中，波丹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史学史的角度讲，人类的历史认识由神学史观向地理史观的转变，当然是一种重大的进步。因此，李大钊说波丹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与神学史观相比，“实在可以表示一种新历史观”，〔30〕并称其说为“唯物史观”。〔31〕又说孟德斯鸠所论亦是“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问题”，〔32〕还说孟氏“把经济的元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极大的贡献。”〔33〕但李大钊又指出，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地理环境的作用，仍然是一种错误。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动，“皆密切的与经济的事实相伴随，其理将无人能否认也。”〔34〕在18世纪的西方史学界，流行着理性主义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他们以人的理性为求得真理的准则，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革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塞进步。”〔35〕李大钊所集中分析过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法国历史哲学家孔多塞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都是崇信这种历史观的。因此，在他们看来，知识的进步可以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如维柯认为，一个阶段的知识状况，则决定那一个阶段的法律、制度、语言、文学乃至人类的品德和性质，这位意大利学者提出的著名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历的“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三阶段说，其更迭都是与其文化知识的进步相对应的；又如孔多塞把人类文明分为10个时期，认为“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36〕“确知启蒙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便可以确知社会的情状的不断的改良”。〔37〕这种历史观也影响了圣西门早期的思想，如李大钊所揭示的，圣西门“谓历史的运动，其动因在知识的进步。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政治，故知识决定历史。”〔38〕同地理史观一样，这种无限夸大知识、夸大理性的观点，也包含着某种片面性，但正如李大钊所揭示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虽不能窥见全部真理，但也能认识一部分真理，其中也不乏合理和正确的成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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