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世纪的西方史学，李大钊以这一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学说，剖析过他的英雄史观，指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39〕李大钊还评析了19世纪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闻名史坛的英国史家弗里曼。在李大钊看来，举凡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学术的、宗教的、艺术的等内容，都应当是历史研究的内容，岂只是政治而已，而这些又“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40〕这些论断显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同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家在历史观上的分野。
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对西方史学遗产所采取的求真精神是十分可取的。他曾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41〕通读他述论西方史学的一些篇章，不难看出他的求真态度是：如实介绍与中肯评论，而且是介绍先于评论。如实介绍中包含了作者的取舍，以区别于客观主义。评论当然需要分析批判，但这是科学意义上的批判，而非恶语相向与棍棒相加。如他对波丹，既说他的见解是“表示了一种新历史观”，虽只是“闪出了些唯物史观的光影”，但“我们于研究唯物史观的起源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42〕又道明他的学说中带有占星术信念而杂糅有某种神学色彩；如对孟德斯鸠，既说他的史学思想中所奠立的原则，“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43〕同时又道明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真理与谬误参半，其弊不免有宿命论的倾向；如对孔多塞，既说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式“颇值得记取”，又道明他的这种“设计”是“不能实行的”，〔44〕如此等等。由上可见，李大钊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遗产中的合理因素，即便是那些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或假说，也对其作出中肯的评析，肯定其合理的部分，又如实地指出其不足，既不是一概否定，也不是全盘照搬，这种对西方史学遗产的求实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应为我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者所继承与效法。
当然，李大钊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他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并不是书斋式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是这位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西方寻找真理、亦即为他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奠造中国新史学大厦而作的全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伴生物）；他不可能是一个专事西方史学的介绍与评论工作者，他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服务于他整个革命事业的需要。总之，由于革命事业的繁忙以及资料的匮乏等原因，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些论断当然未必精当，某些用语带有时间、环境的痕迹。但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重要的是，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作的描述、所开辟的途径以及所奠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都具有某种指导的意义。〔45〕四、傅斯年与兰克学派1936年初，现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在普鲁士科学院纪念兰克逝世50周年的大会上，以如下一段话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讲：
“1886年5月23日，利奥波德·冯·兰克在90高龄时与世长辞。 他曾作为我们科学院的成员为时长达54年之久。那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年轻的柏林史学工作者都跟在灵柩的后面，从他的寓所一直走到教堂。尽管在当时还是一知半解，但我们都懂得，我们是在伴送着一位不朽人物的最后路程。假如一代人能把他们在身后也有其意义的经验，用一种历经万古而不衰的形式传之于后世，那末兰克就把它称之为人世间精神上的不朽。这里可能要补充几句话，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那永不泯灭的声誉。当兰克去世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影响总还沾上一些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懵懂气息。那时我们首先把他看作是某门特殊知识领域中的伟大导师，今天，我们则把他置身于人类伟大成就的行列中，并且视其为屹然矗立的泰斗。……”〔46〕这位兰克学派的传人对其祖师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克史学对后世各国史学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从兰克史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坛的风行中，也可为此作出佐证。在现代中国史学界，为引入德国兰克及其学派的史学、进而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更大贡献的当数傅斯年。
傅斯年少时曾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20年，他入英国留学，三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留学生涯长达七年之久。在欧洲，他系统地学习与接触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知识，并受到了西方传统史学主要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刻影响。1926年归国。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直至1950年逝世。历史语言所集刊首册发表傅氏《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宣告要以史语所为基地构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47〕并就此奠立了日后该所的学术方向。
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在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籍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此说更被晚出的实证主义史家奉为经典，如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亦如是说：“史料者，历史知识之唯一源泉也”。〔48〕傅斯年服膺兰克学派的这种主张，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主要之点，正是引入了兰克历来所标榜的“史学旨趣”，傅氏进而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俨然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他本人亦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史料即史学”是傅氏史学理论的最基本点。他声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49〕再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50〕类似论述，不胜枚举。于是，他也像兰克一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史料，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此傅氏一再强调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可见，傅氏之论与兰克的主张是如出一辙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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